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于，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与此同时， 胡乔木去了富qiáng胡同6号胡耀邦家，对胡耀邦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新的分裂!
6月9日，汪东兴以党的副主席身份，直接找胡耀邦和陈野苹谈话，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和吴德也在座。这次谈话当然不是对胡耀邦进行表扬。
6月15日，汪东兴又召开中宣部和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发表了严厉讲话，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和胡耀邦组织的几篇文章，并对《人民日报》作了一系列批评：一、《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gān部政策的几篇文章讲得不对，只讲了一面而没讲另一面，没有分析，好像有一股气，在出气。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纸上那么样写，要注意。我给耀邦说，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报纸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对纪念总理的文章，有的讲过头了，有的还是假造的。
二、《人民日报》记者余焕chūn(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的发言，竟认为天安门的案子(1976年“四五”运动)还没有彻底翻过来。
这明明毛主席说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三、《人民日报》在《刚刚召开过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对邓副主席的讲话，在标题上用了“jīng辟阐明”，而叶副主席讲的话，华主席讲的话，为什么就不标出“jīng辟阐明”呢?
四、(《以民日报》转载的)徐迟写陈景润的那篇文章，对“文化大革命”那样写，对吗?徐迟还写了一篇周培源，对北大怎么能那样写?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嘛!
这一系列批评，虽然没有明确提及“真理标准”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但通篇依然突出地qiáng调了“两个凡是”的不可动摇性，其要害是：“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明明毛主席说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可是，千百万的冤假错案弄得天怒人怨，不翻过来能行吗?莫说在这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就是在“摔死林彪”，到“活捉‘四人帮’那个变幻莫测的年代，胡耀邦就为如何才能替天下冤苦人助一臂之力而朝思夕虑着。那时他的态度就是“多读书，不出门;有人来，不关门”……无论亲疏远近，来者一律不拒，为许多遭受迫害的老gān部和知识分子的平反昭雪或恢复工作而操心劳碌，或出主意，或转材料，虽然从gān校回京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自个儿一直在家里被挂着没工作。以后在1975年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江青等人曾发出这种威胁性的信号：“在北京，有几个专门搞右倾翻案的地下联络站，胡耀邦家就是一个!”
然而胡耀邦当时泰然置之。这一次，汪东兴又向胡耀邦他们发出了警告：接受教训，下不为例!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但是，争论的实质并非如此!
现在江青之流都已去了该去的地方，整个神州大地要求实事求是、真正遵照真理办事的qiáng烈呼声犹如山呼海啸的时候，汪东兴等人还片面地认为这是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在这之前两个月，汪东兴就似乎按照这个逻辑，坚决不让胡耀邦对新华社《内部参考》一篇报道的震撼人心的批示公开见报。
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正处于紧张修改完善阶段的4月2日，《内部参考》刊登了新华社吉林分社副社长康国志的一篇报道——“长chūn光机所前主要负责人单奎章残酷迫害科技人员制造的冤案得到昭雪平反”。
4月8日，胡耀邦看到了这个报道，立刻从历史的高度作了一个相当长的批示。他批道：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材料。对我们党的gān部人事部门、政治部门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党从有政权以来，已经有五十一年的历史了。五十一年以来，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极其错误的审gān政策和肃反政策;在错误路线的统治或gān扰下，这种政策可以发展到极端荒唐、极其野蛮的地步。这个材料就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同坏人当权有关，同我们平时教育不严有关，同人们的法律观念不qiáng有关，一句话，同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落后有关。因此，我们的gān部部门、政治部门应该经常注意用这种反面材料教育我们的同志，以提高我们这一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水平。
新华社编辑部得到了这一批示，当即给吉林分社康国志挂了长途电话，要他火速来京把这篇《内参》稿改为公开广播稿，并将这个批示作为《新华社编者按》，冠于广播稿前。
《人民日报》闻讯，也按照这个批示的内涵写了一个短评，将配合这篇广播稿一齐见报。两大新闻单位的这一默契，得到了全面支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密切关怀知识分子与民主党派人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等人的支持;但是到了分管宣传的党的副主席汪东兴面前，这《编者按》和短评被全部砍掉。新华社在当月28日只光溜溜地向全国播发了这篇报道，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左下角予以见报——《吉林省委彻底昭雪长chūn光机所“特务”冤案，“‘四人帮”的爪牙、冤案直接制造者单奎章将依法严惩》。
当时一些知情人就说，谁想全面地恢复实事求是、彻底地拨乱反正。“两个凡是”论者必然起而阻挠与遏制……
在下面，也有一些人在“顶牛”。山东烟台地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问山东《大众日报》理论部副主任：“为什么《大众日报》不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位副主任说：不是我们不宣传，而是省委负责同志不准报道，理由是要“看一看”。
在上海， 上海市委对“真理标准”问题，从5月中旬到9月中旬长达4个月，在全市的理论宣传系统没有组织过一次讨论。报纸上除转载新华社发出的文章外，没有登过一篇有关“真理标准”的文章。市委宣传部长在一次会议上说：“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总不能超过(清查‘四人帮’余党的)第三战役吧!”这位部长竟把这没有任何矛盾的两件事对立起来。
七、八月间，群众再次广泛要求组织讨论，这位部长又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收到中央文件，所以不组织讨论。我们只能按中央文件办事嘛!”9月初，这位部长又借中央四十八号文件借题发挥说：“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高举’。在国内有一股风，企图贬低毛主席。中央报刊上两篇文章，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是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