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榻杂记
《病榻杂记》收录了季羡林先生自2001年以来、特别是自2003年住院至今撰写的90多篇文章，计20多万字。书中有他的人生各阶段回忆，也有回忆父母、老师和亲友的文章。季羡林平时十分关注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社会公德、爱国主义与奉献jīng神等问题，书中收录了多篇有关这些内容的文章。 季羡林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是著名的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他还被很多人称为“辞书界泰斗”“国宝”。但在《病榻杂记》中，季先生在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和比较之后，在病榻上以《辞“国学大师”》《辞“学界泰斗”》、《辞“国宝”》三节内容，昭告天下：把这三顶别人加在他脑袋上的桂冠统统摘下来。他谦虚地表示，环顾左右，周围不少人的国学基础都比他qiáng，因此认为自己够不上“国学大师”的称号。至于“国宝”，他说别人一这样称呼他，就让他联想起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小引
半年以前，我已经运jiāo华盖。一进羊年，对别人是三羊开泰，对我则是三羊开灾，三羊开病。没有能够看到池塘生chūn草。没有能看到楼旁小土山上露出一丝绿意。更谈不到什么“沾衣欲湿杏花雨，chuī面不寒杨柳风”了。我就病倒，被送进了301医院。到今天已经一百多天，不但chūn天已过，夏天也好像早已开始了。
chūn天是复苏，是醒悟，是希望，是光明。这几种东西都是人见人爱的。因此没有人不爱chūn天，我当然不能例外。
但是我有一个怪的想法，想参预chūn天的到来。chūn来chūn去，天地常规，人怎么能参预呢?我的意思并不是想去gān预，我只是想利用自己的五官四肢的某一部分去感知chūn天的到来。古人诗：
镇日寻chūn不见chūn，芒鞋踏破垅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chūn到枝头已十分。
诗人的chūn天是嗅出来的。在过去的九十一年中，我大概每年都通过我的某一个感官，感知chūn天的到来，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光明，眼前有无限的希望。偏偏今年出了娄子，没有能感知到chūn天的到来，就进了医院。
我有一个优(缺)点，就是永远不让脑海停止活动。在初进医院的时候，忙于同病魔作斗争，没有想多少东西。病势一稍缓，脑海又活动起来了。全身让人感到舒服的地方，几乎没有，独独思维偏不糊涂。除了有时还遗憾chūn天的逝去以外，脑袋里想了好多好多的东西。特别是在输液时，有六七大瓶药水高高地挂在自己头顶上，这有极大威慑力，自己心里想：这够你吃四五个小时的了。我还想到许许多多别的事情，包括古代的诗词。我于是想写一些文章，不是记录自己的医疗过程，而是记录自己想到的东西。结果文章确实写了不少。现在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编成了一个集子，名之曰《病榻杂记》送给读者。
我知道，人世间大概还有一些关心我的朋友，他们有的会想到：“季羡林哪里去了?”现在这一本小册子就可以告诉他们：季羡林还活着，不过是经过了一段颇长的疾病的炼狱。现在正从炼狱里走出来，想重振雄风了。
在301医院治病期间，受到了院领导、大夫们以及护士们的爱护，衷心感谢。
蒙新世界出版社的周奎杰和张世林两同志加以青睐，答应出版，十分感激。书中的照片大都是一直陪我住院的李玉洁女士jīng心挑选的。
2003年6月16日于301医院
第一次2001年12月
第二次2002年8月
第三次2002年11月
第四次2003年2月
我的小学和中学·小引
最近几年，我逐渐注意到，校内外的许多青年朋友对我的学习历程颇感兴趣。也许对我的小学和中学更感兴趣。在这方面，蔡德贵先生的《季羡林传》和于青女士的《东方宏儒季羡林》，都有所涉及;但都由于缺少资料语焉不详。我自己出版了一部《留德十年》，把在哥廷根大学的学习过程写得比较详细。另一部书《清华园日记》即将出版，写的是四年清华大学读书的情况。至于小学和中学，前后共有十几年，都是在济南上的，除了在一些短文里涉及一点以外，系统的陈述尚付阙如。这似乎是一件必须加以弥补的憾事。
我现在就来做这件事情。
我在济南共上过五所中小学，时间跨度是从1918年至1930年，绝大部分时间是军阀混战时期，最后两年多是国民党统治，正是人民生活最不安定的时期。我叙述的主要对象当然会是我的学习情况;但是其中也难免涉及社会上的一些情况。这对研究山东现代教育史的学者来说当然会有些用处，即使对研究社会史的人也会有些参考价值。
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写这样的文章呢?
原因就在眼前。我今年已经是九十晋一。查遍了季氏家谱，恐怕也难找出几个年龄这样老的人。可是我自己却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我还正在“老骥伏枥，志在万里”哩。从健康情况来看，尽管身体上有这样那样的病——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如果一点病都没有，反而反常——，但没有致命的玩意儿。耳虽半聪，目虽半明;但脑袋还是“难得糊涂”的，距老年痴呆症还有一段距离，因此，自己就有点忘乎所以了。总认为，自己还有很多题目要做，比如佛教史上的大乘起源问题，稍有点佛教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但是，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研究佛教史的学者无虑数百人，却没有哪一个人对大乘起源问题能讲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道理来，多数是隔靴搔痒，少数甚至不着边际。我自己想弥补这个缺失有年矣，已经积累了一些资料。最近我把资料拿出来看了看，立刻又放下，不由地叹上一口气，好像晚年的玄奘一样，觉得办不到了。再像七八年前那样每天跑上一趟大图书馆，腿脚已经不灵了;再看字极小的外文参考书，眼睛也不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有废书兴叹，即使志在十万里，也只是一种幻想了。
可我又偏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每天不写点什么，不读点书，静夜自思，仿佛是犯了罪。现在，严肃的科研工作既然无力进行了，但是记忆还是有的，而且自信是准确而且清晰的。想来想去，何不把脑袋里的记忆移到纸上来，写一写我的小学和中学，弥补上我一生学习的经历呢?
这就是我写这几篇文章的原因。以上这些话就算是小引。
2002年3月3日
回忆一师附小(1)
学校全名应该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
我于1917年yīn历年时分从老家山东清平(现划归临清市)到了济南，投靠叔父。大概就在这一年，念了几个月的私塾，地点在曹家巷。第二年，就上了一师附小。地点在南城门内升官街西头。所谓“升官街”，与升官发财毫无关系。“官”是“棺”的同音字，这一条街上棺材铺林立。大家忌讳这个“棺”字，所以改谓升官街，礼也。
附小好像是没有校长，由一师校长兼任。当时的一师校长是王士栋，字祝晨，绰号“王大牛”。他是山东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民国一创建，他就是活跃的积极分子，担任过教育界的什么高官，同鞠思敏先生等同为山东教育界的元老，在学界享有盛誉。当时，一师和一中并称，都是山东省立重要的学校，因此，一师校长也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在一个七八岁的小学生眼中，校长宛如在九天之上，可望而不可即，可是命运真正会捉弄人，在十六年以后，在1934年，我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来教书，王祝晨老师也在这里教历史，我们成了平起平坐的同事。在王老师方面，在一师附小时，他根本不会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学生，他对此事，决不会有什么感触。而在我呢，情况却迥然不同，一方面我对他执弟子礼甚恭，一方面又是同事。心里直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