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3左起第4-5行“不必领中央研究院之薪水。”
P45左起第5-7行同上
羡林按：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时先生任清华教授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主任。
P52右起第1-2行不能到会，不领取川资。
羡林按：这件事发生在1936年。与前件事一样，是先生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时候。
p56-57在1939年，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借英庚款会二百英镑。“如入境许可证寄来，而路仍可通及能上岸，则自必须去，否则即将此借款不用，依旧奉还。”
p109，左起第6行：“兄及第一组诸位先生欲赠款，极感，但弟不敢收，必退回，故请不必寄出。”
以上两件事，一在1939年，一在1945年，正是先生极贫困的时候;但是他仍坚决不取不该取之钱，可见先生之耿介。
p53，右起第四行，先生说：“弟好利而不好名。”这是先生的戏言，他名与利是都不好的。在这方面，寅恪先生是我们的榜样。
上面引的《礼记·曲礼上》中的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为古今仁人志士所遵守。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一些不尽相同的原因，贪污腐化之风，颇有抬头之势。贪污与腐化，虽名异而实同，都与不同形式的“财”有关。二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最后又必同归于尽，这已经是社会上常见的现象。寅恪先生，一介书生，清廉自持，不该取之财，一文不取。他是我们学术界以及其他各界的一面明镜。
备课
我一生是教书匠，同别的教书匠一样，认为教书备课是天经地义。寅恪先生也是一生教书，但是，对于他的备课，我却在潜意识中有一种想法：他用不着备课。他十几岁时就已遍通经史。其后在许多国家留学，专治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具体地讲，就是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史和佛典翻译问题等等。有的课程，他已经讲过许多遍。像这样子，他还需要备什么课呢?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子，他对备课依然异常认真。我列举几点资料。
寅恪先生二三事(1)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的学生中山大学胡守为教授曾在中大为他举办过几次纪念会或学术座谈会，不少海内外学者赶来参加，取得了成功。台湾一位参加过会的历史教授在一篇文章写道，在会上，只听到了“伟大”、“伟大”，言外颇有愤愤不平之意，令我难解，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是，伟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哪一个人可以任意乱用的。依不佞鄙见，寅恪先生不但在伟大处是伟大的，在琐细末节方面他也是伟大的。现在举出二三事，以概其余。
临财不苟得
《礼记·曲礼上》：“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这种教导属于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之列。然而，几千年来，有多少人能够做到?所以老百姓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见此风之普遍，至今尤甚。什么叫“贪污腐化”，其中最主要的还是钱。不要认为这是一件小事。
青少年时期，寅恪先生家境大概还是富裕的，否则就不会到欧美日等地去留学。20年代中到30年代中，在北京清华园居住教书，工资优厚，可能是他一生中经济情况最辉煌的时期。“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南侵。寅恪先生携家带口，播迁流转于香港和大西南诸省之间，寝不安席，食不果腹。他一向身体多病，夫人唐筼女士也同病相怜，三个女儿也间有病者。加之他眼睛又出了毛病，曾赴英国动过手术，亦未好转，终致失明。此事与在越南丢掉两箱重要图书不无关系。寅恪先生这若gān年的生活，只有两句俗话“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可以形容于万一。记述他这时期生活的文字颇多。但是，我觉得，表现得最朴素、最真实、最详尽的还是其在致傅斯年的许多封信中(见《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我在下面的引文，也都出于此书，只写页数、行数，不再写书名)。下面我就根据这一本书，按时间顺序，选取一些材料。
p33左起第4-5行“不必领中央研究院之薪水。”
P45左起第5-7行同上
羡林按：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时先生任清华教授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主任。
P52右起第1-2行不能到会，不领取川资。
羡林按：这件事发生在1936年。与前件事一样，是先生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时候。
p56-57在1939年，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借英庚款会二百英镑。“如入境许可证寄来，而路仍可通及能上岸，则自必须去，否则即将此借款不用，依旧奉还。”
p109，左起第6行：“兄及第一组诸位先生欲赠款，极感，但弟不敢收，必退回，故请不必寄出。”
以上两件事，一在1939年，一在1945年，正是先生极贫困的时候;但是他仍坚决不取不该取之钱，可见先生之耿介。
p53，右起第四行，先生说：“弟好利而不好名。”这是先生的戏言，他名与利是都不好的。在这方面，寅恪先生是我们的榜样。
上面引的《礼记·曲礼上》中的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为古今仁人志士所遵守。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一些不尽相同的原因，贪污腐化之风，颇有抬头之势。贪污与腐化，虽名异而实同，都与不同形式的“财”有关。二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最后又必同归于尽，这已经是社会上常见的现象。寅恪先生，一介书生，清廉自持，不该取之财，一文不取。他是我们学术界以及其他各界的一面明镜。
备课
我一生是教书匠，同别的教书匠一样，认为教书备课是天经地义。寅恪先生也是一生教书，但是，对于他的备课，我却在潜意识中有一种想法：他用不着备课。他十几岁时就已遍通经史。其后在许多国家留学，专治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具体地讲，就是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史和佛典翻译问题等等。有的课程，他已经讲过许多遍。像这样子，他还需要备什么课呢?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子，他对备课依然异常认真。我列举几点资料。
寅恪先生二三事(2)
p28中“陈君学问确是可靠，且时时努力求进，非其他国学教员之身(?)以多教钟点而绝无新发明者同也。”
p39左起第3行“且一年以来，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jīng力。”
p50右起3-4行“在他人，回来即可上课，弟则非休息及预备功课数日不能上课。”
p51左起第3行“弟虽可于一星期内往返，但事实上因身体疲劳及预备功课之故，非请假两星期不可。”
p206中“因弟在此所授课有‘佛经翻译’一课，若无大藏则征引无从矣。”
羡林按：30年代初，我在清华旁听先生的课听的就是这一门“佛经翻译文学”。上面这一段话是在1938年写的，中间大概已经讲过数次;然而他仍然耿耿于没有《大藏经》，无从征引。仅这一个小例子就足以证明先生备课之认真，对学生之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