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台湾来的郎静山先生。”
“是谁?”
“郎静山。”
“郎静山?!”
我瞪大了眼睛，舌挢不能下，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郎静山”，这个名字我是熟悉的，甚至是崇敬的。但这已经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时候，有时候到图书馆去翻看新出版的杂志，特别是画报，常常在里面看到一些摄影的杰作，署名就是郎静山。久而久之，渐渐知道了他是赫赫有名的摄影大师，是上海滩上的红得发紫的活跃人物。崇拜名人，人之常情，渺予小子，焉敢例外。郎静山于是就成了我的崇拜对象之一。
从那时到现在，在六十多年的漫长的时期内，时移世迁，沧海桑田，各方面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我在国外呆了将近十一年，回国后，在北京呆了也有五十多年了。中国已非复昔日之中国，上海亦非复昔日之上海。当年的画报早已销声匿迹，郎静山这个名字也消逝得无影无踪了。我原以为他早已成为古人——不，我连“以为”也没有“以为”，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郎静山。对我来说，他早已成为博物馆中的人物，早已不存在了。
然而，正像《天方夜谭》中那个渔父从海中捞出来了一个瓶子那样，瓶口一打开，里面蓦地钻出来了一个神怪。我现在见到的不是一个神怪，而是一个活人：郎静山蓦地就站在我的面前。我用惊奇的眼光打量了一下这一位一百零四岁的老人：他慈眉善目，面色红润;头发花白，没有掉多少;腰板挺直，步履稳健;没有助听器，说明他耳聪;双目炯炯有神，说明他目明。有一个女士陪着他——是他的曾孙女吧，他起坐走路，极其麻利，她好像成了沈有鼎教授的双拐，总是被提着走，不是教授拄她，而是她拄教授。最引起我的兴趣的是他的衣着。他仍然穿着长衫。那天晚上穿的是黑色的，不知道是什么料子的，黑色上面闪着小小的金星。在解放前，长衫是流行的，它几乎成了知识分子的象征，孔乙己先生身上穿的就是代表他的身份的长衫。我看了长衫，心中大感欣慰。我身上这一套中山装，久为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女士们所讽刺。我表面上置若罔闻，由于某种心理作用，我死不改悔，但心中未免也有点嘀咕。中山装同长衫比起来，还是超前一代的，如果真进博物馆的话，它还要排在长衫的后面。然而久已绝迹于大陆的长衫，不意竟在曼谷见到。我身上这一套老古董似乎也并不那么陈腐落后了。这一种意外简直像天外飞来的支援，使我衷心狂喜。
第二次同郎静山先生见面是在第二天华侨崇圣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因为国王御驾莅临，所以仪式特别庄严隆重。从下午2点钟起，校园里就挤满了市民和军警。成千的小学生坐在绿草地上。能容千人的大礼堂也坐满了泰外绅士和淑女。驻泰外jiāo使节全部被邀观礼。当然是由于年纪大，我同郎静山先生被安排在第一排就座，他坐的位子是第一号，我是第二号。我们俩紧挨着，坐在那里，从2点一直坐到4点半。要想谈话，是有充分的时间的。然而却无从谈起。我们来自两个世界，出自两个世纪。在一般情况下，我本来”已经有资格来倚老卖老了。然而在郎老面前，他大我二十一岁，是我的父辈，我怎么还敢倚敢卖呢?他坐在那里，jīng神矍铄，却是一言不发。我感到尴尬，想搭讪着说两句话，然而又没有词儿。“今天天气哈哈哈”，这里完全用不上。没有法子，只好呆坐在那里。幸亏陈贞煜博士给我介绍了德国驻泰国大使，用茄门话寒暄了一番。他又介绍了印度驻泰国大使，用英文聊了一阵。两位大使归座以后，我仍然枯坐在那里。郎老今天操了一身灰色的衣服，仍然是长衫。他神清气慡，陪我——或者我陪他呆坐那里。最后，我们俩被请到了一座大厅门口，排队站在那里，等候郑午楼博士把我们俩介绍给国王陛下。此时，陪他的那一位女士早已不见。郎老一个人，没有手杖，没有人搀扶，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恭候圣驾。站的时间并不太短。只见他安然，怡然，泰然，坦然，没有一点疲倦的神色。
我最后一次见到郎静山先生，是在郑午楼博士创办的国际贸易中心中。这里同时举办了四五个展览会。我到每一个展览厅都浏览了一遍，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文物展览厅中的中国古代绘画和瓷器中，都有jīng品，在中国国内也是拔尖的。我最后到了摄影展览厅，规模不大，但极jīng彩。有几幅作品十分突出，看了让人惊心动魄。我对这些摄影艺术家着实羡慕了一番。旁边站着一位香港的摄影家，我对他表白了我的赞叹的心情。我在这里又遇到了郎老。他来这里是必然的。一个老一代蜚声海内外的摄影大师，焉能不到摄影展览厅里来呢?郎老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彩色摄影，郎老的杰作都是黑白的。这次他带来了自己当年的杰作“百鹤图”的翻印本，令我回忆起当年欣赏这一幅杰作的情景。应该感谢老人的细心安排。
他一个人孑然站在那里，没有手杖，没有人陪伴，脸上的神情仍然是安然，怡然，泰然，坦然。仿佛是遗世而独立。这一次，我们除了打个招呼以外，更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我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就同他告别。从此再没有在曼谷见到他。
杜甫的诗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们现在是：“今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像在曼谷这一次会面这样的奇迹，一个人一生中只能遇到一次。这样的奇迹再也不会出现了。云天渺茫，人事无常，一面之缘，实已难忘。我祝他健康长寿，再活上十年、二十年，或者更多的年。
我认识的黛云
我认识黛云已将近半个世纪了。当时我们都还没有搬出城外，仍在沙滩红楼。她是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大学生，我是一个还没有走出青年时期的年轻的大学教师。因为不在一个系，所以并没有接触的机会。她认识我，并不奇怪。因为教授的人数毕竟是极少的。我知道她，却颇有点不寻常。她为人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大刀阔斧，决不忸忸怩怩，决不搞小动作。有这样禀性的人，在解放后三十年来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能够不被溅上一身污泥浊水、戴上五花八门的莫须有的帽子，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她也确实没有能幸免。
最近几年以来，我心中萌发了一个怪论：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知识分子，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被整，被污rǔ，被损害，是正常的。这证明，他们起码还是些好人。这样的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他们堂堂正正做人，用不着反躬自思。他们应该以头上被戴上的帽子为荣，他们可以以此自傲。反过来，如果有的知识分子，平安地走过了历次政治运动，没有被溅上任何的污泥浊水，没有被戴上任何莫须有的帽子。这样的人，我认为，反而应该反躬自首：自己在处世做人方面是否有什么不足之处。不然的话，为什么能够在那种huáng钟为轻、蝉翼为重，颠倒黑白，混淆邪正的运动中安稳过关?我不敢说，我这个想法能适用于一切人;但适用于大部分人，则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