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也有俗语云“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as safe as the Bank of England)，用来形容一个组织安全，也用来形容不用担心某事出错。当然，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还使用此俗语，多少有点老套且不合时宜。不过，其“huáng金”一样的信用背后，也离不开恐慌的推动，恐慌犹如大海中的鲜血，分分钟可能引来挤兑的鲨鱼。这对于银行业来说是qiáng者恒qiáng与排除竞争对手的机会，而英格兰银行在历次恐慌风cháo中屹立不倒。
进入19世纪，英格兰银行的稳健经营一方面在国内继续获得特许权，另一方面也在国外为其赢得不少追随者。法国学者让·里瓦尔也不得不承认“就像合众国和法国那样，整个世界在19世纪期间，开始慢慢遵循英国制度”。如此趋势之下，英格兰银行的模式也被世界拷贝。正是在19世纪，世界迎来第一波中央银行的热cháo，设立了大概20余家央行，被视为几乎是英格兰银行翻版的法兰西银行于1814年成立，荷兰银行、日本银行、俄罗斯银行等也相继成立，其尾声是美联储1913年的设立，世界也追随英国的步伐开始拥抱金本位。
1833年英国国会通过方案，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成为全国唯一法定偿还的货币;1844年，英国国会又通过《银行特许条例》，这也就是所谓《皮尔条例》，事实上使得英格兰银行获得货币垄断发行地位。该条例规定英格兰银行为国家发行银行券，同时其他银行不得增发钞票;同时又规定英格兰银行一分为二为发行部与银行部，发行部限额为1 400万英镑，这部分信用无须huáng金准备，超出的部分必须保持足额准备。
因此，历史学家们认为英格兰银行事实上是垄断了银行券的发行，不过直到接近一百年后的1928年，英格兰银行才算完全垄断银行券发行，而直到1946年，英格兰银行才收归国有。在19世纪的整整一百年间，英格兰银行对于自身作为中央银行的定位以及认知，则是一场充满试错的探索。
回归历史，英格兰银行地位不仅依赖党派或政府，更依赖竞争的胜利。按照白芝浩的研究，直到1844年之前，伦敦私人银行如果有意，仍可以发行票据，但是在一百年前，他们事实上已经被迫退出这个领域。也就是说，在相关法律的条款发布之前，英格兰银行事实上已经获得公认的垄断权。
至于1833年和1844年的法案变化，其背后也有众多原因。战争仍旧是一切的起因。19世纪英法仍旧在学习之中继续敌对，拿破仑战争背后仍旧是金钱角力，英格兰银行负债剧增到8.5亿英镑，和成立之初的120万英镑有云泥之别。随着英国政府开始转向资本市场筹资，英格兰银行的债务情况也开始稳定，而具体操作，就是我们稍后会介绍的英国特有的“四角关系”。
英格兰银行逐渐成为银行中的翘楚，逐渐有了更多现代央行的角色功能，但这些都是在探索以及互动之中逐步形成的。英格兰银行治理机构主要由理事会、行长及副行长组成，成员由政府推荐，英王任命，要求必须是英国国民，65岁以下，但下院议员、政府工作人员不得担任。理事会轮流担任，成员往往选自金融城的商业jīng英，最开始的本行往往是商人，不少是年轻人，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曾经担任过董事会成员，从董事会成员的行业背景也可一窥英国的工业变迁。
白芝浩考察过英格兰银行的治理机构，结论是这个委员会尽管表现“堪称优秀”，但仍旧“权力不确定”，因此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犯错。
无论如何物换星移，中央银行家仍旧是金融市场的呼风唤雨者，他们可以被简单定义为利率的定价者，甚至进而也是决定在市场可以发多少钞票的人。因为英格兰银行的榜样力量，大部分时间内，中央银行的私有角色与公共属性并存，他们同时向股东和国家负责——直到20世纪初期仍旧如此，大部分的中央银行最重要的目标仍旧被定义为“维护币值的稳定”[43]。于是，这也注定了就业、增长、物价等不被视为首要因素，中央银行的举措也难免趋于保守，在对抗通胀方面或许卓有成效，但在变动的时代难免力有不逮，就像中央银行在大萧条期间的表现令人不满。
也正因此，中央银行这套系统今天看起来好像运行畅顺、完整无缺，但任何制度不会凭空出现，正如白芝浩所言：“当我们面对一项艰巨的任务时，就不应该认为面对的是一项轻松的任务;或者说，当我们生活在一种人为状态中的时候，就不应该认为处于一种自然状态。”
中央银行并非设计的结果，却揭示了人类智慧的试错以及改进。中央银行的诸多行为原则以及最终目标，事实上也是一步步演化而来。从英格兰银行的模板可以看出，中央银行往往最早是私人设立，前身也往往是商业银行;这对于习惯于一切国有化的国人难以理解，但却只是经济常识而已。就像货币的国家化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通过漫长的私人货币演化而来，正如今天很多学人会对哈耶克提出货币的非国家化观点瞠目结舌一样——无他，多怪的原因往往只是少见而已。
回顾过去，任何历史大事件背后都有隐性的金融之手。17世纪是人类工业化萌芽阶段，更是现代金融的起源时期。工业革命之前，先有金融革命。从金融而言，最大进展却是三家机构的诞生，从1609年阿姆斯特丹的威瑟尔银行到1656年的瑞典银行，再到1694的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在19世纪的诸多贡献，对应着19世纪的诸多金融创新。英格兰银行一方面挺过1847年、1857年、1866年等危机，另一方面探索从一家私人机构到中央银行之路。
货币战争鼓噪之中，中央银行分外神秘。作为银行中的银行，中央银行直到今天仍旧决定着金融世界的方方面面，很多我们习以为常之事，其实是历史层层累积进化的结果。
[43] 更多可参见利雅卡特·艾哈迈德著《金融之王：毁了世界的银行家》，2011。
大英帝国四角关系
金融创新与人类历史有多大关系?金融真的可以颠覆历史吗?
按照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的总结，人类在17世纪见证了三种类型的金融创新：阿姆斯特丹的威瑟尔银行开创了支票账户系统和直接转账过户，斯德哥尔摩的瑞典银行引入部分准备金体系做法，而应战争融资之需而诞生的英格兰银行也贡献了极大的价值，那就是利用部分的货币垄断权，采用本票没有利息的形式促进付款。[44]
支票账户、存款准备金、本票付款，这些今天我们已司空见惯的寻常物件，在历史上它们不经意间其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看似是银行业的一小步，实则是促进商业社会进步的一大步，其背后逻辑何在?
之所以qiáng调英格兰银行的重要意义，原因在于其发挥的效应不仅局限于商业领域，它事实上改写了私权和公权之间的运作关系，其背后也隐含以金融对抗专制的逻辑，商业以自己的力量实现了自身目的及政治诉求。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偏偏诞生在英国，并不纯粹是运气，而是与英国的制度传统有关，据说即使在英国君权最为嚣张的时代，国王亨利七世也被要求靠自己收入过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