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类似提问。当天我和政治学者刘擎教授作为嘉宾对谈，讨论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79](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如果按照英文书名直译，更准确地说，书名应该译为“为什么西方统治至今”或者“西方为什么现在还在统治”，两个多小时内密集听到“西方”一词不下百次(有趣的是，莫里斯坦陈西方定义超过20多种)，加上地点是在以具有老上海风格而为人所知的思南公馆，难免令人有今昔对比的错愕之感。一方面，中国官方宣传对于世界第一的封号可谓“谦让”，而民间倒是对此兴趣颇浓。如果这种情绪早在内部酝酿，西方“捧杀”的对象和目的是什么呢?更不用说日本过去遭遇不在于“西方捧杀”，今日状况其实也难言“悲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第一”的称号，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也是来自“西方”的世界银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最快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80]
“中国第一”的情结大众不会陌生，甚至《西方将主宰多久》引发的议论升温也可以作为小小注脚：此书的中文版被中信出版社引入三年之后才开始被公众广泛关注，从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到曾经的风云人物李录，对这本书都有引用和推荐，背后的动力多少与复兴的民族情结有关。重归世界之巅的梦想因为近代屈rǔ记忆而被放大，这可谓国人集体情感的一种现代投she。[81]
甚至，这场读书会宣传页还引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一句话，“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从经济角度看，我认为中国晚近以来的经济状况并不算退步，只是相对落后，当西欧通过工业革命以及制度变革步入工业时代之际，中国延续以往路径，仍旧陷于传统农业增长路径的马尔萨斯陷阱。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西方将主宰多久》的数据，也就是莫里斯设立的以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指数，西方的核心区域一直在变化，从两河流域到地中海，再到西欧美国。而东方的核心区域则除了1900年是日本之外，大部分情况是中国的huáng河长江流域。以社会发展指数衡量，中国曾经从公元500年后领先西方超过1 000年，他认为“西方领先”既不是长期注定也不是短期偶然。这种将中国放入世界之中的比较，一方面可以使得国人抛弃对中国中心的执着;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印证之中再度定位，重建自信。
回顾历史是为了观照现实，套用那句名言——“笨蛋，重要的是经济”，但只有真正的笨蛋才相信重要的只是经济。经济实力的上升往往带来影响力的提升(虽然二者往往并非同步)，最近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使得国人寻求经济之外的存在感。但放在历史比较之中，或许更能明了中国经济奇迹或者中国模式的本质为何。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停滞使得直到1980年的中国人均收入只是略好于小说《悲惨世界》中所展示的状况。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使得人口红利可以在市场经济之下得以发挥，令30年的高速增长成为可能，“后发优势”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正在于起点过低。
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这也注定理性人很难不关注短期。2014年宏观经济情况仍旧复杂，“7.5%左右”的目标并不轻松，但经济政策风向却有一些微妙改变，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将进入中速增长开始获得更多共识，官方也不再追求“保八”。而习近平在2014年不止一次提及“新常态”——新常态原本是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创出的新名词，普遍表示宏观经济从繁荣到衰退周期正常的恢复过程。
外界对习近平的经济表态有颇多解读，但定义显然也在明确之中，中国新常态的背后对应昔日超常增长告一段落。根据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8月14日报道，中国超过70个较小县(市)不再把GDP作为考核政府官员的一项标准，以便将主要jīng力转向环境保护及减少贫困。
时代在变，人们的诉求也在变化，比如复杂的社会生活水准衡量，是否应该以一个简单指标衡量?GDP争议不仅存在于中国，也是一个世界话题。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在专栏中梳理了GDP的变迁以及缺点，最终结论还是我们可能仍摆脱不了GDP。数字很简单明了，但数字也只是数字，当经济增长日益与民众生活幸福感背离之际，官方也在逐渐改善甚至放弃以往的GDP考核模式。虽然单纯放弃某一个考核指标并不会立即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的运行机制，但这仍旧是往正确方向迈出的有意义的一步。
“您谈到中美经济的追赶，无论GDP总量还是人均GDP，问题是GDP有那么重要吗?”读书会结束时，一位“90后”女孩这样问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好开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越来越多人放弃GDP崇拜，尤其是年青一代的“80后”与“90后”，与父辈不同，他们对于发展的理解显然更为深化多元。对于面临多重转型的中国，问题还在于，如果没有GDP高速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的背书，那么还能提供什么呢?站在21世纪的文明新纪元，“落后就要挨打”的叙事方式正在被重构——值得一提的是，无论鸦片战争还是甲午战争，当时中国的GDP总量都高于对手，结果却是近代屈rǔ的开始。
回到开篇的问题，刘擎教授不无机敏地反问，中国为什么要当第一?他一方面表示自己“相信”中国会按照北京宣称的那样以和平方式崛起;另一方面，他指出西方的焦虑来自如果中国主宰世界，关于那个“新”世界的规则以及信息却不明确。向前看是为了向后看，也许我们有生之年可能很难看到中国人均GDP成为世界第一，但是这并不影响中国民众享受更稳定的经济福利、更稳定的法治环境。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本身就意味着对于经济低增长的高容忍度，而东西文明最终的关系，或许是共生互补，而非你死我活。
中国经济五大风险
各大投行券商新年前后都会纷纷出台投资策略，比起过去的好时光，我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词在于“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在于国际环境动dàng，金融危机之后勉qiáng重建的脆弱秩序正在瓦解。不仅各个经济体继续低迷，而且多个资产价格趋于混乱。2014年中之后，整体环境由地区性紧张变为全球性紧张态势，不仅石油价格跌破50美元，卢布也遭遇腰斩;欧元区正式进入通缩，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再度燃起，更使得欧元跌入九年新低;安倍虽然重新当选日本首相，但安倍经济学仍旧遭遇挑战。
固然各国经济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裹挟，全球经济事实上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那就是彼此之间通过jiāo换更好的商品服务获得增长，即使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创造出口，也遵循同样逻辑来为全球经济做出贡献，这是过去全球化繁荣时代的市场逻辑。如今，这一逻辑链条随着各大经济体衰退而低迷，这对于全球经济增长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