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醉翁(1896—1979)，浙江宁波人。原名仁杰，别号醉翁。1914年毕业于神州大学法科，曾任律师，1921年转入金融界，1925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自此一心从事电影事业。
作为一位电影事业家和导演，他在这两方面各有成就，尤其是前者。他经营有方，使后起的“天一”能与“明星”相抗衡，尤可称道的是南洋电影市场的开辟，“天一”在南洋拥有的观众为其他公司无法匹敌。
由于“天一”的诞生而带来的电影市场的激烈竞争，对电影事业的发展也是一种刺激和促进。作为一位导演，“天一”早期作品大多出自他之手。
虽然在导演艺术上，他并不是特别高明，但在挖掘新题材以吸引各阶层的观众方面，他有别人难以企及的敏锐目光。率先拍摄古装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所拍的古装片虽然制作比较马虎，但古装片这一题材从此经久不衰。这个题材的发掘是很有意义的。
此外，“天一”还培养和孕育了不少电影人材，当然，其中的很多人是离开“天一”后才走红的，“天一”未能留住他们并使之有用武之地，这与邵醉翁在电影艺术上不求jīng进有关。
但杜宇：
但杜宇(1897—1972)，贵州贵阳人，生于江西南昌，原名但祖龄。自幼学习绘画，尤其擅长美女和花卉画，故取艺名“杜宇”即杜鹃鸟之意。
13岁丧父，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但杜宇不畏艰难，闯入上海滩，以绘画为生。他所绘的美女月份牌大受欢迎，他亦因此而闻名。他的漫画作品经常见诸报刊。
1920年，但杜宇创办了上海影戏公司，并开拍长故事片《海誓》，从此献身电影事业，直至抗战爆发。其间17年，但杜宇共导演了30余部影片，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由他编剧并兼摄影的。
他所导的影片，有着自己的特色，即浓厚的唯美主义倾向。“在早期电影界中，摄影之美，但氏称霸一时，其得力于美术功底，实为重要原因。”著名导演程步高如是说。
但杜宇还以电影多面手而著称，他集编剧、导演、摄影、美工、布景、洗印等于一身，拍出多部影片，堪称一绝。他虽身兼数职，却从不马虎，对工作有着刻意求工、jīng益求jīng的jīng神，对于拍得不理想之处，总是不计成本重新拍摄，直到满意为止。
但杜宇特别勤于钻研和探索，在技术落后、条件简陋、资金有限的20年代，他因陋就简，开动脑筋，拍出了许多当时看来十分困难的镜头。
如拍《杨贵妃》时，需拍漫山遍野的逃难民众的镜头，却雇不起那么多的群众演员。但杜宇选择了农历七月十八日苏州乡民朝山进香，道路为之堵塞的机会，用远景拍摄，竟能以假乱真。
又如一次拍舞会镜头，剧情要求地板光亮照人，而影棚的地板却很粗糙，他令人用拖把将地板拖湿，摄入镜头后即晶亮透彻，饶有光泽的。
他总是用智慧，来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然而，但杜宇的影片也有着共同的缺点，由于他崇尚唯美主义，他的影片美则美矣，却远离现实生活，且欧化色彩浓厚。
因此，但杜宇17年的电影生活，于中国电影事业虽有诸多贡献，却没能留下多少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独到地位的影片来。1937年，上海影戏公司的摄影场毁于侵华日军的pào火，但社宇夫妇迁居香港，复以卖画为生。
黎明伟：
黎明伟(1893—1953)，广东新会人，生于日本，在香港求学。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组织人我镜剧社，同年初次试拍电影、摄成《庄子试妻》，从此即醉心于电影事业。1923年创办民新影片公司。
黎民伟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是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之一;其次，在电影编导尤其是纪录片的编导和拍摄方面有突出的贡献。
由于对民主革命充满热情，黎民伟特别崇拜孙中山先生，他为广东革命政府摄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北伐开始后.他曾赴北伐前线拍摄军事纪录片，最终编成《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这一内容十分丰富的大型纪录片。
黎民伟的主要兴趣在摄影方面，因此由他编导的影片并不多，但在他领导下的民新公司，曾罗致了欧阳予倩、侯曜、卜万苍等著名编导，为“民新”拍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影片。
黎民伟导演的《祖国山河泪》和《蔡公时》也以其反帝题材而钦誉海内外，故而“民新”能独树一帜。此外，黎民伟还是“复兴国片”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与罗明佑携手创办了联华公司，并担任“联华一厂”的主任。
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后，黎民伟返香港。后脱离影界经商，死于癌病。
杨小仲：
杨小仲(1899—1969)，原名杨保泰，生于江苏常州。1916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补习学校半工半读。1920年，他应任彭年之请，为商务影片部代中国影戏研究社摄制的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改编剧本和撰写字幕说明，从此与电影结缘，并改名杨小仲。
此后，他先后为商务影片部、长城、大中华百合、联华、艺华、新华等公司编导了约20部影片。由于这些公司的制片方针各异，杨小仲所导的影片在题材选择、艺术追求上也显得参差不齐。
抗战爆发后，他曾赴内蒙抗日前线拍摄纪录片。“孤岛”时期及抗战以后，他多受雇于私营公司，拍摄了为数不少的影片。
总的说来，杨小仲对中国电影的贡献，主要在于中国电影的开创时代，他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他的一生也都奉献给了电影事业。
陆洁：
陆洁(1894—1967)，字焕章，江苏嘉定人。17岁时赴上海当学徒，后又赴新加坡谋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返回上海。20年代初进入电影界，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首先，他是创刊于1922年的中国第一本电影刊物《影戏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他与顾肯夫创办的这份杂志介绍了外国电影知识，首译和统一了一批外来的电影名词术语，如“导演”一词，就是他在受到朋友来信中提到的“教习”一词的启发而译出的。
其次，作为一名电影编导，他为“大中华”和后来的“大中华百合”编写和导演过数部影片，是公司的主要编导人员。
“联华”成立后，陆洁出任二厂经理;1936年，“联华”改组为“华安”后，他又任“华安总厂丫长。在他的主持下，“联华二厂”和“华安总厂”曾拍出一大批优秀影片。
抗战爆发后，陆洁留在“孤岛”上海租界内，为吴性栽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出任吴性栽投资创办的文华公司常务董事兼厂长。陆洁的一生也是与中国电影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夏衍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出生于浙江杭州。1914年自德清县立高小毕业，1915年被保送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1921年，夏衍被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录取。1924年加入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