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引起租界西洋军警的注意，在距租界文杰斯克路u不远处的一座货栈，七个同伴分成丁两拨，方鸿浩率三个男青年先走了"苏萍、康安娜和背着庄旅长的汤喜根、副官汪小江一起，在一股难民cháo涌来时，夹进了难民的行列中。
过闸口时很顺利，西洋军警根本没想到，一名受重伤的国军旅长正从他们眼皮底下滑过去。他们已做好了接纳七七三旅官兵进入租界的准备，不断催促面前的难民们快走。苏萍看到，路口正中的街垒前聚着不少西洋军官，麦考利斯路上停放着许多空卡车。
她禁不住扭过头去，边走边向身后的中国街区看。中国街区空空dàngdàng的，洋浦港方向响着枪。立在铁丝网这边的一排排西人军警。全将枪口指向网外，头上的钢盔在星月下闪耀着刺目的光斑。
快到文杰斯克路转弯处，终于看到，一队打着中国国旗的周军官兵过来走在头里的是个高个子军官。国旗就在那高个子军官头顶上飘dàng，把高个子军官和那队士兵映衬得庄严而伟岸。她还看到，高个子军官缓缓抬起手臂，向迎接他的西洋军官敬礼，西洋军官举手还礼......
S巾完了，真完了，最后一支作战部队在吴焕伦市长《告别S市市民书》发表五小时之后奉命停止了抵抗。租界外的城区全部沦入敌手。从此以后，一切都会被颠倒，爱国会被视为非法，英雄会被诬为jian匪，民意会被qiángjian·道义会被践踏。新的统治意志，必将派生山新的统治人物和新的统治秩序，一切不合他们口味的东西，都将在滴血的刺刀下销声匿迹。
这才想到，在这沦陷之夜，她把一个受伤的围官旅长藏到自己家里合适么?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会不会感到为难?情况毕竟不同了，抗日好汉成了逃犯，父亲还敢收留吗?她可以不顾一切，父亲也能像她那样不顾一切么?
急出了 身汗，不禁为一时的冲动生出了烦恼。这个家并不由她苏萍作主，如果父亲不同意，她对李副旅长和七七三独立旅官兵们的庄严允诺就无法履行，庄旅长势必要落到西洋鬼子手里，那她就无脸咀对世人了。
差点急哭了，离玛丽亚路家门越来越近，头脑中浮出的念头便越来越激烈，甚至想到如果父亲不同意收留庄旅长，她就永远离开家门，再不见父亲的面。
然而，令苏萍欣慰的是，这激烈的场面并未出现，父亲不但收留了昏迷中的庄旅长，还连夜请来了教会医院的霍夫曼大夫，对庄旅长进行了急救{天一亮，又将庄旅长送进了一家私人诊所，由霍夫曼主持施行手术，取出了庄旅长身上的数块弹片。
父亲镇静地对霍夫曼大夫说：庄旅长是他们家门房，是在租界外中国街区寻找二小姐时被pào弹误伤的。
她这才松了口气，软软地倒在沙发上睡着了，在睡梦中，回到了洋浦港七七三独立旅，勇敢地拿起了枪......
第七章
这夜，前总商会会长傅予之一直守在客厅的收音机旁，听吴焕伦市长的告别讲话，且连听了三遍。
开初，心中很不是滋味，说不出是喜是忧。他虽痛恨国民政府，不赞同中日开战--尤其不赞同在S市开战，但既开了战，他还是真心希望中国人能打胜。中国人竟败了，这委实让他难受，然而，败有败的好处，非失败乃到惨败，不足以警醒政府和国人，则政府和国人注定还要被俄共的抗日挑唆所贻害。再则，S市一败之后，战火自然熄灭了，S市民众的生命财产也少受些损失，这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昕到后来，便麻木，竟以为吴焕伦市长的告别讲话小是发表得太早，而是太晚了，市府和国军应该在市郊作战结束后，立即宣布S市小设防让日军和平地迈进这座国际性城市。又设想，如国军不激烈抗拒，则日本人决不会毁坏S市的一草一木。在城里一打，事情就糟了，炸弹四处响，毁了许多建筑不说，还死伤了那么多中国军民，把几乎全城的人口bī进了租界，使租界街头巷尾四处拥挤不堪。政府误国哟!
误国之举，不仅表现在S市的作战上，还表现在其它诸多方面。比如，对民众不信任，钳制舆论，封锁新闻，不到最后时刻，都不对民众讲真话。下午还在吁请更多市民们参加公民训练团，晚上便宣布S市弃守，前后对照，让S市民众们作何感想?叉比如，对各界名流先是请到电台和戏院发表演说、讲话，要他们奉承政府，支持抗战，后来一看情况不妙，又一个个bī人离开，名为保护，实为要挟。不说别的，光他傅予之，前前后后就有市府、国府不下七八个要人找过他，最后竞动用了戴雨农手下的喽罗，这实在让人不耻。
他当然不走。他是S市前总商会会长，在国民党党天下之前就做过百省联军总司令署最高顾问，国务院高等顾问，荣获过北京政府的二等大绶嘉禾章，二等文虎章，还被意大利国王颁封过王冠骑尉勋爵是名扬中外的显要，叉岂能被戴雨农唬住?
吃晚饭前，那个叫曹复黎的家伙又来了，声言市府、国府肘他日后的安全甚为忧心，希望他能以自身的安危和抗日的大局为重，早日离开S市，去香港或议口。途中一切事宜，概由巾府、国府方面派专人安排，可保万无一失}又说，如执意不走，市府、国府方面自然会有想法，日军占领当局也不会轻易放过他。
他一听就火了，心中明白，市府、国府对他的安全忧心是假，列他不放心爿是真，他们怕他和日奉人台作。
却佯作不知，qiáng压着火，冷冷地对曹复黎说：
"我六十八岁了，实足老朽，哪还走得动呀?硬要我去香港、汉口，你们就不怕我死在路上?"
"兄弟脑袋担保您老的安全!兄弟已在'远东'号邮轮上给您订舱位，明日晨去香港。如不愿去香港，可去汉日，怎么走，我们可以再商量。"
他断然拒绝道：
"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S市的租界里了!S市的中国地界被占领了，租界没被占领!对不对?租界和香港有什么两样?你们硬要我走，gān脆把我杀了运走好吧!"
曹复黎呆了。
他叹了口气，又说：
"我这一辈子的根基都在这里，怎能走呢?再者，甲先吴焕伦市长也说过，要和S市共存亡的，现在甩手就走了，如何对得起本市市民?你击转告市府、国府的朋友们，就说，我这老朽是不走了，代表吴市长和S市民众共存亡了!"
姓曹的毫无办法悻悻走了，临走，十分露骨地威吓说十中央和戴先生希望他自珍自重，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招来杀身之祸。
这就是党政权的真实嘴脸：顺者昌，逆者亡，哪怕国难当又也决不忘记提防和消灭异己。这话实际上告诉他戴雨农的喽罗们是要给他找麻烦的，他拒绝离开S市本身，已激怒了蒋中央的党政权，就像以往多次激怒他们一样。
所谓杀身之祸，他已经历了两次，一次是民国十四年秋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署最高顾问，为孙传芳筹划军款时，家门u人扔了炸弹，没炸死他却炸伤了一个门房。事后有人说，炸弹是奉系的亡命之徒扔的也有人说，是国民党人gān的。第二次是北伐胜利之后，他被国民政府作为"封建余孽"通缉，在租界里被绑架逃跑时胳膊上吃了一枪。第二次确凿是党政权gān的，他清楚，当时租界里的中外报纸也披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