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法院没有按照她所希望的路径操作。她认为那夫妻俩出具的证明，在可信度上是打折扣的，而法院却采信了那夫妻俩的证言证词。
令林一凡不解的是，到现在她都不知道那夫妻俩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做。她认为他们是做了伪证的，可她自己又拿不出新的证据，证明她没有拿那笔钱。
在林一凡的心里，她没有拿那笔钱是显而易见的事。早在1994年的时候，她的年薪已经达到了18万人民币，她的爱人、孩子都已经业有所成，家里经济状态是相当好的。从各个角度说，她都没有必要去贪污那区区6。9万元。如果说她贪污600万或许有可能，比如替别人投资什么的，可这区区的一点钱，根本不值得她去贪污的一点钱，却把她搞到这步境地。
林一凡实在想不通。她觉得自己无法想通。
于是，在法庭上，她控制不住情绪，大发雷霆。
最后，模型公司的夫妻俩被判罚款和退赔，因为他们双双证明那钱是给了林一凡。林一凡由此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对于林一凡来说，一生从事工程设计工作，最后，接受政府委任担任了公司的经理，从事经营。在经营过程中，她经历了太多酸甜苦辣。有很多东西是值得好好总结一下的，因为在总结的过程中，她也逐渐看清了自己的一些失误和过错。她想，在她从事经营期间，有些属于市场本身的不规范，也得她们无法规范操作，在与甲方的合作中，先操作后签协议的情况很常见，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很平常的事。然而，就是这市场的不规范，却成了她进监狱的最初诱因。
法院的判决，对她的打击相当大。刹那间她几乎失去了理智，她无法和人对抗，更无法和法律对抗。法院认定的事，她没有力量推翻。但是，实在她心里不服。
很长一段时间，她不再回想过去的这件事。而面对我的采访，她又一次把这事提起来，我看到她的情绪依然激动。
看看周围，管教队长不在。她对我说，当初她被重判，就是因为她到最后都没有认罪。办案人员曾经明确对她讲，如果态度好点，她会得到从轻处理。但是她想，她一辈子做人，一直坚持的是“一是一二是二;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她不会为了让自己少坐几年牢，而违心的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但是，到监狱以后情况不同了。她知道她的结局是无法更改的，否则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她的家人替她申诉，她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依她的个性，她肯定是要申诉到底的。之所以她不想自己再去申诉，就是因为监狱里明确规定，申诉的罪犯不给减刑，那属于不认罪服判。而且即使申诉，她觉得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相反还会有一些副作用。她希望减刑。她不想再去因为不可能的结果再做不明智的事。她对自己的案件心里有想法，否则她也许到不了今天，但是，在监狱她不想再说起了。她只想好好表现，早日回家。
在林一凡的案卷里，我看到了她的悔罪书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曾15岁入团，18岁入党，(党和人民)培养我大学本科毕业，(使得我)学有所长。毕业后从事建筑工程设计38年，工作中曾多次获奖，并于1989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建筑设计公司经理等职。然而，由于没有重视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在经营管理中没有正确把握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利害关系，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中没有认真掌握财务政策、制度，终于犯下罪错，成为人民的罪人。每每想到此，我无比痛心、悔恨。”
这样的悔罪书每一名罪犯入狱后都要写。有的罪犯在悔罪书中甚至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林一凡没有在认罪书中痛骂自己。她说：“回忆自己的一生，我发现自己做错过很多事。”
她对自己过错的反思尽在其中，我觉得她是真诚的。
林一凡说，后来她自己想清楚了。从案件本身说，不管钱是被谁拿走了，装到了谁的腰包，总之是公款受到了侵害。既然法院认定是她的问题，惩罚她，那她只能无条件的接受了。她想，从年龄来说，她比那些人都大，已经过了将近一辈子了，即使是坐牢，她也没有再多的东西可失去了，除了生活条件的改变，亲情的损失，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可是，别人则不同了，他们还很年轻，如果法律惩罚他们，那他们会失去的更多。
7.六万九千元将他送进监狱
当她得知方案获得通过后，高兴之余兑现承诺，当即将6.9万元拱手送上。这笔钱，将她送进监狱。
我问林一凡，如果总结一下她这一生的作为，有什么经验或教训可以总结的?
她笑了笑，说：“要总结的东西非常多。单就这一件事可以总结的教训就够多的了。”她说，人在高兴的时候，往往把事情想得比较简单。
她的这个项目设计费原本应该是420万，但是，因为曾经委托别的设计部门设计了，但是方案没获通过，费用上已经受了一些损失。所以当她决定接下这个项目时，对方提出费用优惠的要求。经过几次谈判，最后以350万她便拿下了。这对她的公司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工程，投入的时间和jīng力，她无法计数。她和公司里的同仁，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为这个工程奔波，第一轮方案没有通过，第二轮方案还没有通过，一次一次修改，到第三轮的时候原则上通过，但还要有局部的修改。
当她得知方案基本获得通过的时候，心里特别高兴，于是打电话就把事情布置下去了。没有签合同，而先行操作，这是她的最大的失误。那张支票的去向问题，是她此次失误的必然结果。
她当时很有权力，能够支配人，也能支配钱。
那天她把财务人员叫来，当场就让他们开出了一张支票。
本来双方合作制作模型费用是2。5万元，因为前几次的合作，对方认为她们开出的费用太低，那个时候，因为时间很紧，工人加班加点也没有发给加班费。她当时口头承诺：如果工程方案通过以后，她们公司将一次性的给予适当补偿。
之所以有这个承诺，就是因为她们公司当时也是属于高风险经营状态，工程设计都是要设计完之后才会获得批准，而设计工程的基本费用则必须在设计过程中先行付出。这种情况下，她无法拿出更多的钱来支付费用。所以她答应对方，一旦方案获通过，她马上支付补偿费。
她觉得她说话应当算话，答应了的事就要办成。
所以，当她得知方案获得通过后，高兴之余，兑现承诺当即将6。9万元拱手送上。这笔钱，除了模型制作费，还包括她另外答应给对方的一次性补偿费。
她没想到，这张支票把她送进了监狱。她无法控制对方对这笔钱的使用，她更没有想到对方会联起手来对付她。
很久以后，林一凡想明白了，如果当时她不进监狱，那么进监狱的很可能就是那夫妻俩或者别的什么人。所以，她只能自我安慰：就算是替别人进了监狱吧。虽属无奈、极度不情愿之举，但是，她找不到自己无罪的证据。经历了这样一个案件，林一凡对于法律的严酷有了充分的体验和感受。她深深的感受到，法律除了证据以外，绝对不相信人情、不相信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