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还债权人的股金。
发放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工资。
支付纸商的货款和通讯员的稿酬。
为通缉的战友筹划好盘缠和生活费用。
……
马克思和燕妮把自己最后一点积蓄都拿出来了。
全家剩下的一点东西就是燕妮身上最后一件银器，出走前也不得不立刻送去当铺用于旅费。
马克思最大的痛苦是离别祖国。可现实摆在马克思面前的又是只有流亡的这惟一出路。
马克思这位政治流亡者、通缉犯和被迫害者第三次来到塞纳河畔的巴黎，他化名m·拉姆博次。
他在巴黎的战友，战斗生活中那结成深情厚谊的战友呢?
海涅病得很重，连三步路也不能走，他要从靠背椅到chuáng上去，都不得不扶着墙壁走……
巴登和普法尔茨的斗争已经结束，军事法庭分设在曼海姆·弗莱堡和施塔特等地。
恩格斯在参加普法尔茨和巴登起义时担任费赖沙尔·维利希的副官，他的命运还不知怎样?
夏天很快就过去了，还一直没有听到恩格斯的消息，终于在6月的最后一天，燕妮兴奋地带着喜讯冲进房间里，她说：“弗里德里希还活着，他在瑞士的韦维。你自己看信吧，他在信里写了什么?”
马克思从她的手里夺过信，迅速地浏览一遍，然后又仔细地、反复地读了几遍，他忽然纵声大笑地说：“他还在担心我，我有可能逮捕……我必须马上给他回信!”他笑出了眼泪，“我亲爱的，你自己也这样子，怎么还老为我感到不安呢?!”
这时，燕妮也流泪了。马克思蓦地抱着她，就像是抱住了恩格斯……
这一夜，马克思没有怎么入睡，噩梦一直折磨着他，他好思念他的战友……
第21章 bào风雨中的雄鹰(3)
他又想起信中几段话：“《新莱茵报》方面有一个人参加了战斗毕竟是件好事，因为所有民主派无赖都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而目前他们正在chuī嘘他们所没有完成的英雄业绩。否则，又会有人叫嚷什么《新莱茵报》的先生们胆子太小，不敢参加战斗。可是，在所有的民主派先生当中，除了我和金克尔，没有一个人打过仗。”
“弗里德里希，这位勇敢的‘骑士’，过去我对他的爱骑马飞驰越野的担心真是多余的……”马克思为恩格斯感到骄傲，恩格斯挽救了报纸的名誉，并且证明他们不仅能做文字辩论，而且，如果时代需要，他们还可以投笔从戎，参加战斗。
那很好，他平安无恙。
马克思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入睡了。
一觉猛然醒来，他披衣坐到写字台旁，点起雪茄，挥笔疾书，给恩格斯写回信。
“我们全家都在这里。法国政府曾经要把我驱逐到莫尔比昂省这个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治地去，直到现在我拒不执行。
……红色沃尔费现在住在我这里，财务情况自然是十分混乱。
弗莱里格拉特继续留在科伦，如果不是我的妻子怀孕的话，我在经济上一有可能就将欣然离开巴黎。”
马克思十分注意从那些驱逐出境的人员中研究德国的事变。
8月底，他接到法国政府要他离开巴黎的命令。马克思早就下了决心，一旦驱逐出境，他马上就走。他激动地对燕妮说。
“我不去摩尔比安，我离开法国去英国伦敦去，但是鉴于你目前的状况，明智的办法还是暂时留在巴黎。”
燕妮向来就为马克思分担忧患和迫害，这时她勉qiáng微笑着，以便表示她对这种新的无奈并不悲伤。
马克思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十分感动地说：“燕妮，我亲爱的!你多勇敢啊!”
燕妮紧紧偎依着又要离开的丈夫……这时，他们都感觉到了她腹中的新生命在蠕动……
8月24日，马克思一个人登上了开往伦敦的轮船。因为没有钱，全家无法与他同行，加上燕妮又正处于妊娠的最后一个月。
可想而知，马克思这次伦敦之行他心情更不好。他以前和恩格斯一道在英国的两次短暂旅行，并没有给他留下令人快慰的印象。英国人的实用的、平稳的和忍耐的性格，跟他的好动的和急躁的性格有些格格不入。另外马克思的英语还掌握得不太好，这就使他的活动大受限制，使他感到某种依赖性。
环境和条件尽管对他有多方面的不利，可他一到英国，又立刻投入了政治斗争。他恢复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并重新组织了同盟的活动，与此同时，他进行关于筹办德文机关刊物谈判，准备在这里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这时欧洲大陆上到处都在迫害革命者，有一些革命者逃到英国来了。他们都是一小批一小批的，既没有钱，又不懂英语。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都有，既有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又有波兰人、法国人。在伦敦的德国人增加到300人，基本上是工人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找工作往往碰壁。马克思和他的朋友，在他们本人受着穷困煎熬的同时，组织了一个伦敦救济委员会，作出了革命团体的好榜样。
马克思写出激动人心的号召书。他和同志们为了筹集必要的生活费用整天奔波于伦敦街头。
眼看怀孕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和琳蘅于9月15日就要到伦敦来，钱几乎没有，他迫在眉睫的还要解决个人的生存问题。
钱，这个既可爱又可恶的疯狂的魔shòu，一时以其光环炫耀于人，一时又以其“铜臭”被厌弃于人。马克思不由得不好意思地想起了这之前给几位朋友写的“要钱”信：
6月7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谈了德法两国形势的一些看法后，他简单、直率地向他提出：
“你必须设法在什么地方给我弄些钱;你知道，我为了履行《新莱茵报》的义务已经把最近的收入用光了……”并在“给我弄些钱”的下面打上着重号。
7月13日，马克思不得不写信给魏德迈说他的妻子在巴黎已一文不名。他问是否可以争取他关于蒲鲁东的书(《哲学的贫困》)出第二版得到一笔预支稿费，这本书在布鲁塞尔没有全部卖掉。
使情况更糟的是：法国政府把马克思看作危险人物，禁止他在巴黎居住，并勒令他住到布列塔尼半岛偏僻、又有碍健康的莫尔比昂省去，还规定在那里不得擅自离开。
往往这时，马克思经过片刻的绝望之后又会重新振作起来。1849年8月23日他马上给恩格斯写信谈他的新计划：
“……我要离开法国。
“去瑞士不给我护照，所以我必须去伦敦，而且就在明天动身……
“此外，我在伦敦创办德文杂志有肯定的希望……
“所以，你必须立即前往伦敦。
“我肯定对此抱有希望……”
“希望在哪里?……”马克思一时又在责怪自己经济上的无能，“妻儿子女到伦敦来了怎么办?看着我的满脸鬓须能饱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