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呢?虽然在处世上比老沈沉着得多,很少与人磨擦,但在学术上却与老沈有些相似之处,即认真,不肯听任与自己不同的意见,甚至好争论,借以辩护己见-- 当然,在后来的不准在艺术上存在个人见解的年代,我这些容易招惹麻烦的性格习惯改了不少.不过,在那时,我与老沈常因为艺术见解上的分歧(现在想起来,我基本上属于保卫正统艺术观念,他却一直主张革新),两人吵红过脸.虽然艺术上相矛盾、相对立的观点并非是非关系,但我俩都常常会误把自尊心当做一切,一吵便弄得不欢而散.加上我们又不在一个系里工作,我与他的关系渐渐不如他与潘大年更亲近一些.潘大年比较温和、拘谨,向来不会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与人相争.不过,我同老沈这些大磨擦,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友情和艺术上的钦佩.好象几个小石子儿,怎么也填不满两人年深日久汇积成的深深的友情的湖泊.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三人一起受到冲击.一个时期内还关在同一间"牛棚"里.
做为那时狂热的学生们所攻击的目标,老沈比我和潘大年突出得多.他是系主任、名画家、本市文艺界的台柱子,被认做当然的"黑线人物",自然也是首当其冲.家被抄了,住房被压缩了.我和潘大年是同他一起到这个学校来的,平日关系又好,便受到株连,一度被打成"小三家村".每次开批判会,他头一名被押上台,随后便是我和潘大年.后来我们三人都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学校复课时,潘大年由于罪过最轻--这当然也是沾了他自己平日谨小慎微的便宜,而最先被调回学校.过半年,老沈也被调回学校.象老沈这种人,好坏事都少不了他,无论把他揪出来打倒,还是给他落实政策,都是由于形势需要,也由于他是个主要人物,这样做了就成了当权者工作中的成绩.我则不然,我是学院里的二流教师,家庭历史又有些问题,便象被遗忘了似的在农场、在chūn夏秋冬的田野.上整整呆了三年,后经老沈等人向院领导再三请求,才把我调回来.上课不久,竟然闹起冠心病来,就在家中养病,平时很少出门,只是偶而到老沈家去坐坐.
老沈受过重创,并不见有很大变化.一心授课和治学.在当时,艺术问题很容易被扯到政治问题上去,搞艺术的人闭口不谈艺术已成了正常的事.唯有老沈不这样,好似他是刚从天际下凡的外星人,对艺术仍是兴致勃勃,津津有味地钻研笔墨上的创新.每当他谈起艺术来,就要站起身边走边说,好象一个得胜的将军在谈着他的部队.他以前谈艺术时并不如此qiáng烈地冲动,他的冲动中,仿佛有种故意与什么人、什么势力相抗争的情绪.这情绪过于明显地外露着,叫人担心.我曾郑重地告诫他,并用一种吓唬他的口气说;"你难道不懂一句不沾边的话也能被他们上纲,说打成你什么就打成你什么?!你苦头吃得还不够,难道中了魔?不到huáng河不死心,非得倒了大霉,一个跟头栽得爬不起来才踏实了?你就不能不说话?不再谈什么艺术不艺术的了?"忽然我停住口,因为我瞧见他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里闪耀着一种偏执的、不满的、挑战似的光芒,隐隐还有对我的一种牌照.他把手激动地打了一个制止我再说下去的手式.他说:
"不能!"
我默然了,垂下头来.却没有怨他如此对待我,因为我了解他.艺术在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心中的位置,别人是很难想象的.但我懂得,原先我也是这样,只不过我放弃了,或者说是收藏起来……
在那个风云多变的时代,他的处境并不稳,随时都会因波涛骤起而覆舟落水,由于他是名牌货,又总有一个把柄露在外边,很容易抓住,好象一块煮起来还会有味道的大骨头,成了一些人枪头上准星里瞄准的目标.我一直暗暗为他揪心,同时预感到祸事迟早要飞到他头上.就象在弹丸纷飞的天空中,一只不肯躲藏的照旧飞来飞去的鸟儿,早晚会被一弹击中而倒栽下来.但对于他,我毫无办法,似乎只有等待这场悲剧的来临.
现在,祸事果然临到他的头上了.他怎么样了呢?
想到这儿,我饭也没吃,戴上一顶厚厚的棉帽子,去他家看他.
我推开门.只见老沈坐在一张破旧的、掉了漆皮儿的小圆桌前.手里捏着一个六边形的白瓷小酒盅闷闷独酌.他见我来了,没有起身,只略略拾一抬他胡茬浓密的稍尖的下巴,叫我坐在他对面.然后才起身,拿一双极普通的廉价的竹筷子和一个同样形状的小酒盅给我.他用筷子头点点桌上的酒肴,示意我喝酒吃菜.
桌上摆着几只碟子,每只碟子里都是不多一点小菜:炸花生米,香千条,一段咸糟鱼和拌白菜心.另有一只竹没儿,放儿张饼,盖着块发huáng的笼展布.碟儿中间有十多只鲜红的大gān辣椒.老沈是四Jll人,他教学时为了使学生们听懂自己的话,苦练过几年京调,家乡口音竟很淡薄了.
我也不客气,只管吃酒.以前我来串门,常常遇到他喝酒,每次都坐下来陪他喝两盅.今儿所不同的是,气氛格外沉闷..老沈也不象往常那样,端着酒壶一个劲儿地劝喝,并放开公鹅一般的响亮的嗓门,高谈阔论起来.即使在这心头颇感重压的两年里也是一样.但今儿他坐在我对面却一句话也不说,低头不住地喝酒,也不夹菜,白口咬着一根gān辣椒来下酒.这辣椒想必很辣,使我这江南人望而生畏.
他穿着一件对襟的黑绸面的中式小棉袄,紧紧包着瘦瘦的身子,怀里照旧是鼓囊的,那里边多年一直揣着一只墨绿色的胶皮热水袋.他有胃口病,怕风寒,还是长期的高血压患者,人就过早地显得苍老,头发白了不少,梳成老年式的背头,但头发硬,总有一些不服贴地翘起来,散开,并象野草那样横竖穿插着.他又象个贪玩的孩子那样不爱剪发,长长的鬓发快盖上耳朵了,发根压在领口上.他习惯于抬起左手(因为右手总拿着笔),挖开手指,往后理理乱发.可是头发亦如其人,颇不依顺,才弄平整,头一动就四面八方地支楞起来.
他额顶的头发脱落不少,这是他艰苦的脑力劳动的见证.前额因之宽展开来,似乎占了整张脸的一半,圆圆的、鼓鼓的、光滑的,象个地球仪,上边有几条青筋.很象地球仪上所标示的山脊和河流.每逢他冲动的时候--无论兴奋还是恼怒,这些青筋就鼓胀起来.当下又都鼓鼓地凸起了.眉头紧锁不展.
我俩象在小酒店偶然同桌的陌客,都在喝自己的闷酒.
他身后的小铁炉子上放一壶水.水早开了,哗哗地响,热气顶着壶盖儿,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从垂挂着一块旧蓝布棉帘的里屋传来轻微而均匀的鼾声.那是沈大嫂在里屋睡觉.沈大嫂体质不好,他俩结婚十六、七年,没有孩子.只要他在外边遇到不痛快的事,家里就显得分外寂寞.
他从原先的两间大房子被压缩到这儿来.虽说里外两间,按面积只有一间大小,里边只能放一张双人chuáng铺.接待来客、吃饭等等活动都在外屋.这外屋又是老沈的书房和画室.四壁上,用按钉、大头钉和铁钉钉满他的画稿和草图.有的几张重叠地钉在一起.靠墙还扯了两条线绳,把无处悬挂的画用竹夹子象晾衣服那样夹在绳上.屋角摆了一张画案,案上一半被成堆的书籍画册所占据,另一半铺着作画用的毛毡.前端堆着砚台、水盂、颜料缸和印chuáng之类,杂乱不堪.墙上挂着两个筷子篓,一个放筷子,另一个却插满长短粗细的画笔.还有个绳钩.晚上他把屋子中间的灯拉过去,勾在绳钩上使之垂在画案上头.就这样,他便把不肯用于睡眠的时间耗尽在苹盏灯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