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在取得沙家店战役胜利后又连克米脂、佳县，到十月中旬，包括绥德、清涧、瓦窑堡在内整个绥德分区全部收复。习仲勋和贺龙、林伯渠即率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西渡huáng河，驻扎绥德县义合镇一带。在回河西之前，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一起来到晋绥边区首府蔡家崖，举行了陕甘宁、晋绥两边区领导人联席会议，具体研究了两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
义合镇位于绥德县以东六十多里的地方，再向北拐另一道沟内的薛家渠，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驻地。在西侧沟畔的平台上有一个农家小院，普通的门楼两侧的砖墙上镌刻一副对联，上联是：阳和先到读书院，下联是：福曜常临翰墨家。门额为：树德务滋。习仲勋和西北局秘书长曹力如、宣传部长李卓然就住这个院内。贺龙随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驻扎在薛家渠以北的刘家村，林伯渠同边区政府住在东边的雷家沟。习仲勋的窑dòng是同贺龙、林伯渠等边区主要领导谈话和开会的地方。此时，《中国土地法大纲》下发到了西北局。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没收地主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的政策，代替过去“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jīng神，部署边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陕甘宁边区gān部会议。
十一月一日，会议在薛家渠对面的阳湾大场内正式召开，时称义合会议。与会九百二十二名地委及陕甘宁边区机关一级gān部都自带板凳露天而坐，前面几张木桌后坐着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负责同志，便是主席台。
一次严肃而影响很大的会议，就在这个露天会场如期举行。深秋初冬时节，寒风凛冽，但人们仍聚jīng会神地听取报告，讨论问题。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等分别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关于全国土地会议jīng神的传达，以较多时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了各种妨碍争取战争胜利的、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批判了那些阶级观点模糊，敌我不分，不相信革命力量，不坚决对敌斗争，不做群众工作，不关心解决群众问题等右的倾向，检讨了那些对党的政策、对党统一领导的不严肃态度，反对了gān部中工作不负责任、失职、违法、腐化以至贪污和部队中军阀主义毛病”。在检查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并由林伯渠、贺龙、习仲勋联合签署发了布告。
义合会议期间，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jīng神的同时，一些不很正常的情绪也逐渐露头。会议没有把老区(占三分之二)和新区(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在反对右时防“左”不够。这些异常情况，使习仲勋疑窦顿生，忧心忡忡。他在后来遗憾地说，“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在土地工作问题上未能具体地分析边区的实际情况，规定具体方针;未能作出划分阶级的规定和禁止用肉刑。特别是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土改中搞的让“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左”的做法，成为系统经验也在会上得以流传。致使会议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过激行为的批判斗争。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延属地委书记白清江回忆说：在传达全国土地会议jīng神时，就讲了许多“左”的东西，提出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还以晋绥地区把五台山大庙炸了个稀烂作为典型事例宣扬。会议气氛也非常紧张，将吴岱峰、高峰、周兴等一批分区党政军领导gān部拉到台上进行批判，稍有分辩和不满，就被拉了下来。当时我们参加会议的人也觉得接受不了，但不能说，不敢说，只好顺着大流走。我也注意到，会议主持之一的习仲勋，也说话较少，神情郁闷。
二十三日，习仲勋代表西北局向会议作了总结报告。他说，义合会议是在边区战争进行了八个月、许多重大方针问题需要解决、以便动员全边区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由于八个月战争中bào露了边区党和政府、军队组织上、工作上许多严重问题，必须加以揭发、批判和纠正;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并已颁布，边区需要依据这个土地法大纲，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和进行整党工作。总结报告中将会议收获主要归纳为，决定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进行整党工作;初步整顿了党的领导队伍，使得gān部阶级观点提高了，对敌斗争意志增qiáng了;官僚主义、自由主义打掉了许多;对党的政策、对党的统一领导，进一步重视了，使各项工作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并随时改正各项错误，循正确道路前进。
义合会议结束以后，各分区、各县也召开了会议，依照会议jīng神积极开展了大规模土地改革和以整党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但是，在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在一些地方蔓延开来，在个别地方发展到严重程度。
习仲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富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在枣林坪街，把店铺大部查封。在延家岔，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地主，打gān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恐慌。习仲勋在会后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多去qiáng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gān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家中也被斗，索要银洋。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佳县乱搞不到五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jīng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的马夫起来斗争马夫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gān小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的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gān部子弟。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弄得大家都有顾虑。
习仲勋对边区一些地方在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并呈蔓延滋长的趋势是始料未及的。当一些同志汇报工作时，他总是要仔细谈谈在运动中的防“左”纠偏情况，并再三叮嘱工作中要讲政策、讲纪律，切莫头脑发热。当他了解到安文钦先生也被“扫地出门”时，便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指示要坚决予以纠正。尽管习仲勋做了一定努力，但对有效遏制“左”的思cháo还是有限的。他苦苦思索着应对这一新形势的妙计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