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一日，为配合西北野战军主力歼击进犯huáng龙之敌，习仲勋和贺龙电令各分区：huáng龙全体党政军民立即动员起采，准备迎击犯敌，直接配合主力作战。令关中、西府部队主要活动于敌之侧后，关中部队必须与四纵联系，应有计划、有组织地尾追敌一师;令陇东主力与骑旅于庆北曲环地区加qiáng活动。三边、绥德酌情集中一部游击队配合分散的民兵，积极抗击近日出扰抢粮之敌。各分区必须用一切可能手段加qiáng对当面敌情的侦察，积极开展政治宣传瓦解工作。
八月六日，在澄合战役即将打响前夕，习仲勋、贺龙联名致电彭德怀、张宗逊，对战役计划提出重要建议：因敌三十六师集结冯原镇周围二十余里，正面狭窄，我们建议在战术上似应正面(西)攻入敌阵，采取小包围，有重点将其分割，打敌之指挥机关，求得一营一团的聚而歼灭之，尔后再以足够的预备队逐步扩张战果。如果歼灭其大部，再依情况乘胜连续夺敌侧后弱点而歼击三十八师或十七师，以打开南线敌我对比的状态。这一建议，对于彭德怀及时调整作战部署，夺取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决策作用。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给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发来贺电，称赞：这一胜利，正粉碎了胡匪在西府战役曾获得胜利的胡说，并继续使胡匪陷于被动，便于我开展关中的胜利局面。
十月五日、二十八日，习仲勋、贺龙联名先后向各军分区、旅发布作战命令，以配合西北野战军主力发起的秋季作战和冬季作战。在十月五日的电令中要求：为配合南线西野主力发动秋季攻势和华北第三兵团向西进展，各部队在十、十一两个月期间应积极作战。警备四旅、huáng龙、关中、西府部队直接受野司指挥，所属部队整训练兵工作暂时停止，均须配合南北我主力攻势作战，并须与保卫秋收作战配合起来，只有消灭了敌人，就是配合了主力行动。十月二十八日，习仲勋与贺龙以联防军区司令部名义电令关中分区：今冬作战任务，主要是积极主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与配合主力作战。以渭北总队及二十一团放在淳、耀、三、泾方面。必须qiáng调部队执行政策，严肃纪律，深入群众工作，争取瓦解敌军，适时扩大部队。
习仲勋在领导新区工作中，还十分重视保护文物、剿灭土匪和组织农业生产，以巩固和发展新解放区政权和经济文化。他对部队和到新区去的同志常叮嘱说：西北是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历代文物古迹甚多，凡我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均应负起保护文物遗产的责任。早在三月二十六日，当西北野战军南下作战之时，习仲勋和林伯渠、贺龙联合署名发出《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在我军到达新解放区时，应由军队政治机关训令部队切实遵守保护古迹文物的法令。其中特别贵重的应开具清单派人护送西北局宣传部统一保管。其种类为：古版书籍、宗教经典、地方志、风土志、贵重图书资料、包括外文书刊、专科书籍及各种调查图表;古代钱币、铜铁钟鼎、陶瓷器皿、古字画、碑雕刻及照版等。凡老区、新区的古迹名胜如碑塔、陵墓、雕刻、塑像、古树木、寺院、庙宇及其他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均需一律保护，必要时指定专人保管移jiāo，以免损坏。后来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迹损毁极少，并以它不可替代的特点为社会的进步和jīng神文明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与习仲勋等在战争年代的远见卓识和采取的保护措施是分不开的。
习仲勋还注意到，在新解放区，匪患活动对政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gān扰极大。他亲自调查了解匪情社情动态，摸索总结土匪活动规律，正确领导剿匪斗争。huáng龙分区在消灭匪患中取得了胜利，并提出了“起义者改造，缴械者从宽，有功者奖，罪大恶极者杀，顽固抗拒者坚决消灭”的五项原则。习仲勋觉得很有借鉴作用，便对huáng龙分区的剿匪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这些经验包括：首先武装打击，使其走投无路，放弃对蒋胡军的幻想;其次在武装打击的基础上，宣传政策，分化瓦解;再次军队与政府间、区、乡政府间、军队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统一组织行动;第四要注意对缴械之后的匪徒妥善安置，防止这些人再逃入敌区等。九月二十二日，习仲勋和贺龙等联名将huáng龙剿匪经验上报中央军委。周恩来批示军委一局择要通报全军。
九月二十二日，习仲勋、贺龙等向分区(旅)首长发出指示，指出：秋收时间已到，为保卫秋收，保卫人民利益，支援战争，各地方兵团、独立营，各县游击队、武工队、全体民兵自卫军，应坚决地协同党政民一齐行动起来，有计划、有组织地划分任务，坚决打击抢粮之敌。指示对驻防于不同区域的部队、武工队以及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任务、职责和活动方式都作了详细规定。周恩来批示了这一指示。翻开这段历史档案，每逢耕种、管理、收获、yīn雨gān旱农时季节，西北局、边区政府、联防军区都适时发出不同内容的计划、指示等，从中可以看出习仲勋等西北局、陕甘宁边区领导人对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重视和关心，也体现他们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时序也到了一九四八年岁末。为了总结全边区和新区党的建设和其他工作，提出新时期任务，西北局于十二月上旬召开了组织工作会议。四日，习仲勋在会上着重就若gān领导问题发表了颇有新意的讲话。他为什么要qiáng调领导问题呢?因为他了解到，一些同志“常常喜欢争执鼻子尖下的小事情，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这长那短，并不去想千百万人的大事情。有些领导机关也还不能通盘考虑问题，从远处大处着眼，考虑哪些是自己所管理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如何去安排这些问题，仍然是在琐屑事务中间纠缠”。“许多党的领导代替了群众组织，代替了政府机关，代替了事务部门的事情。这实际是降低了党的领导水平，减弱了党的领导作用。”
因而，他在讲话开始时，简明扼要、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做工作必须看清局势的发展，一切从发展的情况出发，紧紧把握时机，做好准备。准备什么?首要的两件即gān部和政策，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为此。
他严肃批评了一些地方没有把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像小炉匠一样，一件一件零做”，致使各地工作进度很慢，裹足不前。他认为这是由于领导方法存在问题而产生的，是领导同志对土改、建政和明年大生产这一系列工作的中心和其间的关系缺乏确切的了解造成的。他掷地有声地说：今年秋冬两季进行这一工作为的是什么?一句话，发动和团结农村劳动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他论述说：错误的领导方法，实际上就是不相信群众，不懂得群众发动起来了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懂得群众就是一切力量的源泉。这种思想方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只看到现象，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只孤立看问题，没有找出各种问题中间的联系;只看见现在，没有看到将来，只求形式上完成任务，没有想到更重要的是为工作前进打好基础。其根源又是经验主义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