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按地区分五个小组对三个报告进行讨论，通过了西北新区农村减租、清理旧债等暂行办法，各省和西安市人民政府报告了工作。这是人民民主联合政权在西北地区的具体体现，代表和反映了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的意愿。“会议的民主jīng神表现很好，在讨论问题时，各委员及列席代表均表现认真负责诚恳率直的态度，大体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期望，正如委员中有些老先生所说：‘会议中人人说话，对的意见都采纳，不对的反复研讨解释清楚后取消，这才是民主的真jīng神”’。“各不同民族委员间充分表现了互相尊重与团结友爱jīng神，凡涉及少数民族的问题，特别重视各少数民族委员的意见，大会不轻易付表决”。凡有不同意见，经分组、大会反复研究协商，让全体少数民族委员一致同意后才作决定。
习仲勋主持二十六日的大会讨论。委员们和列席代表在讨论习仲勋关于西北军政委员会机构设置的报告时，集中讨论了“行政人员是否兼职监察委员”的问题。这个问题，当时法律上没有规定，但有些省的许多监委是由行政首长兼任的，军政委员会下设的人民监察委员会中也存在这种情况。对此，委员有不同意见。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民主人士邢肇棠发言说：行政首长兼任监委，有检查工作之便，没有坏处。今天的行政与监察是统一的，严格划分似无必要，但也不能太多。有的委员认为，监委不宜由行政人员兼任，监委的工作一方面要对行政积极从事帮助，一方面还要在“消极”上纠举弹劾，监委要专业化。习仲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行政人员还是尽可能的不加人监委会好，他们加人监委不能专心把工作做好;同时行政与监察明确划分开来，在群众中会起好的作用。所以，我意根据中央监委情形，少数行政人员加人也不要紧，但以非行政人员做这项工作较宜。同时还要看我们提出的这些监委人选是否适当。”习仲勋的意见得到了委员们的赞许，大家发言讨论更加积极，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使监委会制度更加完善。
会议于二十七日一致通过了彭德怀、习仲勋和贾拓夫的报告，针对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明确的规定了各种不同地区的工作方针及工作中心和步骤，指出了今后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建设应以农牧业为主，确定了一九五。年农业生产的具体任务及恢复与发展工业、jiāo通事业的方向和重点，特别指出chūn荒的严重性，必须大力组织生产救灾，做到不饿死一个人”。由此，西北地区恢复经济和开发建设以及社会改革各项工作全面铺开。
这次会议卓有成效。正如张治中副主席在闭幕词中所指出：“这次会议是一个胜利的、圆满的、成功的会议;这是由于西北五省人民对于这次会议殷切的期望和鼓励，彭主席的民主作风和民主领导，习副主席主持会议筹备工作的慎重周到，各位委员的态度谦虚和论事客观等主要因素所达成的伟大胜利。”
像这样发扬民主、富有成效的高层次会议，在习仲勋实际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先后举行过六次。一九五一年chūn，在第三次军政委员会闭幕会议上，习仲勋兴奋地说：“这次会议上，我们深深感到，没有一个人不在进步，并且进步很大、很快，不论老年人青年人都在进步，很多党外人士的进步，并不比共产党人差。如果过去有些党外人士还有某些做客态度，那么现在很多人都挑起担子来了。我们有了共产党员与非党人士的巩固团结，做好一切工作就有了保证。”他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军政委员会会议一年开三次到四次太多，一次又太少，像西北每年召开两次较为合适。每次会议都应当邀请各民族、各界、各民主党派人士列席，人数可以相当委员数的两倍到三倍，这样好处很多。经过这种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会议形式，使各方面的人体验到真心参与政事，并从此得到教育，和我党联系密切了，也就起扩大党的影响，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效果。各族、各界人士，凡参加过会议的都有进步。【贺氏藏书·刘大海jīng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习仲勋的意见，称赞他送来的报告“很好”，其中所提几个问题的方针都是对的。此时，习仲勋已代理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那还是在一九五。年三月，彭德怀要去北京开会时，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上对自己去北京后的工作安排提出意见：“我去北京后，政府职务由习(仲勋)代，对内对外，出命令也叫代主席。”彭德怀放心地把西北党政军工作的领导重任jiāo给习仲勋，表明彭德怀和习仲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相互信任，紧密团结，革命情谊是极其深厚的。此后，凡彭德怀离开西北期间，都由习仲勋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身份履行职责。一九五O年十月以后，彭德怀离开西北指挥抗美援朝战争，西北党政军领导工作的重担就完全落在了习仲勋肩上。
■痛悼杨虎城
就在习仲勋紧张地为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操劳忙碌之际，一个特大噩耗由西南重镇重庆传到西安，使他十分震惊和悲痛。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一天，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同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杨虎城将军的部下赵寿山神情凝重地来到习仲勋的办公室，把两封来自重庆的电报递到习仲勋手中。其中一封是高桂滋等陕西驻渝同乡会人员发来的，一封是原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前身为杨虎城领导的第十七路军)驻渝办事处人员发来的。两封电报说的是同一件事，即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实施大屠杀，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及其眷属、秘书、副官等数人惨遭杀害，要求陕西派人赴渝主持丧事。习仲勋看完电报，心情沉重，悲愤jiāo集。他青年时就十分敬仰杨虎城，特别是杨虎城同张学良一道，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了全民族抗战。对这位有功于国家和民族的同乡，他一直都惦念着，期盼着杨虎城挣脱蒋介石的长期囚禁，重获自由，现在等来的却是噩耗，悲伤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他安慰杨拯民说，杨将军遇难，这不仅仅是你家中的不幸，也是国家的大事，需要报告中央作出安排。他吩咐秘书陈煦立即给中央发电报请示，同时对陕西方面丧事活动作出安排，即派杨拯民赴重庆接杨虎城灵柩;由于从重庆回陕西必须路经武汉，他又亲笔写信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中央西南局负责人，介绍杨拯民的情况，请求给予支持;决定由赵寿山负责西安方面的工作，立即筹组治丧委员会，安排办理丧事。杨拯民回忆：“这两件事是在一个小时内办妥的，而且都是他亲自动手，草拟的电稿还和我们再三商酌。当晚中央即回电并电告中南局和西南局，使我感到仲勋同志办事效率非常高。”
周恩来接到习仲勋的电报后，很快从北京打来电话，对杨虎城的治丧活动提出具体要求。他特别指示由杨拯民立即赶赴重庆接灵回陕，并请习仲勋转告杨拯民：“这不是私事，是党jiāo给的任务。要通过办理杨虎城将军的丧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bào”，并说他已关照沿途各地有关领导，要求对杨将军移灵事宜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