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五日，毛泽东在华东、华中组会议上开始chuī风。六日，毛泽东即正式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接着又在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和二十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或插话，继续阐发他在八月六日讲话的观点。他把党内认识上的一些分歧，当做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把他不同意而实际上又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斥之为“黑暗风”、“单gān风”。由此，会议即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gān风”。这个题目也就必然成了九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主题。
习仲勋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在此期间他受周恩来委托，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周恩来还特别关照习仲勋，让他在座谈会结束后去北戴河休息一段日子。
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的，于七月三十日开始，八月二十四日结束。八月七日，周恩来到会讲话。他在讲话中分析了城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解决的办法“首先是恢复正常生产”，只有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有效地支持了农业和市场以后，人民生活才会改善。会议结束时，讨论通过了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gān问题的指示》代拟稿。
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结束后，习仲勋即到北戴河休息。同一天，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
这时，习仲勋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政治厄运已降临到他的头上。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已开始给习仲勋罗织罪名，并把他与庐山会议受到批判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以“翻案风”的罪名加以批判。
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遭到了错误批判处理而在后来贯彻调整政策，为“反右倾”中被错误批判打打击的gān部进行甄别平反的过程中，彭德怀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平反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还重提所谓彭怀“里通外国”。
彭德怀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当他知道在会上再次受到批判后，拍案而起，怒不可遏，连声喊道：“诬蔑!诬蔑!”他不得不对qiáng加给自己“里通外国”的这一险恶罪名进行辩解和申诉。四月十六日，彭德怀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递jiāo了一封很长的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在这封信中，他不承认自己有“yīn谋篡党”的问题，不承认存在“彭德怀、高岗联盟问题”，不承认存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不承认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抓军队建设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结论。八月二十二日，即北戴河会议结束的前两天，彭德怀再次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重申不存在所谓“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问题。这两封信，被认为是彭德怀利用当前国际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和国内发生的困难而闹翻案，是向党新的进攻。
会议开到第十二天，即八月五日，毛泽东在讲话中点名批评彭德怀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不能一风chuī。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十三日，他又针对对彭德怀的信说，我们只坚决反对背后搞鬼的，不怕搞阳谋的。特别是彭德怀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二封信发出以后，一此人认为，这是bī着中央全会来讨论他的问题，是向中央挑战。由此引发出一场其气势不亚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长达两个月的对彭德怀“翻案风”的激烈批判。
在八月二十四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自命为“理论权威”的康生，以他特有的政治嗅觉，利用一些捕风捉影的材料，公然诬陷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pào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并说习仲勋是“翻案风”中的又一个“挂帅人物”。当天，康生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并要求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
由此，习仲勋的人生开始了一段坎坷漫长的审查、批斗、下放、关押和监护的岁月。
■小说《刘志丹》冤案
八月二十六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仲勋在北戴河仅休息了两天，便赶回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紧张忙碌后的短暂放松，使他心情非常愉快。对于康生在北戴河会议上将矛头对准自己的情况及其险恶用心，他还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前期，重点讨论关于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并批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所谓的“单gān风”。接着，会议又讨论国际形势和《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jiāo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gān部的决定》、《关于加qiáng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文件。九月六日、七日，分组讨论转入批判彭德怀“翻案风”。八日，康生借小说《刘志丹》在西南组会议上提出“现在中心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康生的发言刊登在全会“总七十二号简报”上，引起爆炸性轰动。习仲勋成为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另一个活靶子。
从九月中旬开始，各组在批判彭德怀的同时，也展开了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随着批判的不断升温，习仲勋、贾拓夫和刘景范等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被说成是他们的反党纲领，进而诬陷习仲勋是“反党大yīn谋家、大野心家”，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贺氏藏书·刘大海jīng校】
“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在这场不正常的批判中，性格刚直的习仲勋郑重地向党中央写信，说明自己与小说《刘志丹》的关系。
事情还要追溯到一九五六年前后。当时工人出版社约李建彤创作一部记述刘志丹革命生平的长篇小说。李建彤是刘志丹胞弟刘景范的妻子，也是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当时担任国务院监察部第二司中级监察专员。因为小说的
第27章 “文革”遭劫
习仲勋到洛阳之初，度过了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然而，准也没有料到，等待他的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习仲勋再次被卷入政治风bào的漩涡之中。
■bào风雨袭来的时候
在习仲勋去洛阳之前，“文化大革命”的风bào就已经在北京刮起。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篇文章对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不久，又有文章把《海瑞罢官》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康生提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鸣不平。毛泽东又一次支持了这一说法，并在小范围内谈话说：“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分量。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这一批判已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大批判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