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时分，当习仲勋被押上临时搭建的批斗台时，数千双眼睛都朝他望去，尽管带领呼口号的人声嘶力竭，但响应的声音却是七零八落。参加批斗会的除有打着写有各自组织名称的红色旗帜的造反派外，更多的是从乡下赶来的农民群众，他们不是来批斗的，而是要目睹一下这位传奇人物。许多人看到年过半百、善良慈祥的习仲勋时，都摇头叹息，不相信他会“反党反社会主义”，随后便纷纷离开会场。
习仲勋和周敦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分别站在台前左右两角。由于天气闷热，习仲勋不时地擦着脸上的汗水。批斗会开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周敦问造反派说：“习仲勋这样的人物，怎么能让我陪斗，怕不够格吧?”造反派回答：“你是习仲勋的黑爪牙。”周敦又说：“如果是爪和牙，都不应只有一个。你看牙齿上下有多少个?两只手有多少个爪子，你们怎么只揪了我一个?”话音一落，台下紧绷着脸的人们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造反派的代表依次发言批判，也都是念一些从报刊和传单上抄来的空dòng词句。有一个人发言时，习仲勋打断他的话说，你们要讲事实，弄得这个造反派张口结舌，不知如何是好。上面有人领着呼口号，下面多数人只举拳头不出声，更有一些人在口号声中发出不满的议论。他们面向台上的人不满地说，你们喊什么，一九六二年闹chūn荒时，不是他说了话，放开政策让老百姓到陕北驮粮自救，还不知道饿死多少人呢!
三十年后，周敦回忆说：“我当时和他分别站在台子的一角，多年不见了，我很想走过去问候他，但是造反派不允许。我只能时不时地望上一眼，他低着头，头发明显变白了，脸上的汗水流下时，他拿出手帕擦一擦，手又放了下来。让人不觉内心一阵酸楚。”一九八九年二月，习仲勋在西安人民大厦见到周敦时，高兴地向随行人员介绍说：“这是我的小老乡，一九六七年曾跟我一起受批斗。”他接着问：“周敦，那年在富平挨批判时，你都想了些什么?”周敦回答说：“开始站在台子前叫人批，觉得丢人，后来习惯了，就无所谓了。”习仲勋说：“我当时想，只要把我批不死就行。”
故乡的山水哺育了习仲勋，身处逆境中的他，在踏上故土的时候，还是感到了缕缕乡情。他后来回忆说：“在迤山中学批斗我，因为天热，怕把我晒昏了，还有人给我打了一把伞。会后，我告诉他们说，我回来了，你们要让我吃上顿家乡饭。他们就给做了扁豆沫糊、红豆面条等风味小吃。”
十月十日下午三时，陕西师范大学“八一”战斗队和河南“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再次与习仲勋“拼刺刀”。造反派遣bī他jiāo代一九五九年河南、陕西调查研究和参加庐山会议的情况。习仲勋据实回答，许多观点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远见卓识，现在读来犹觉是铮铮忠言。他在谈到纠正“大跃进”问题时说：“我讲过，现在对农民小自由太少，没有小自由，自留地没有了。路子要越走越宽，农民是路越走越窄，越走越死。gān部比农民自由多一点，农民自由太少了。我认为，有小自由不怕，在大自由领导下，有些小自由也不怕，如果有危险，可以控制它。”“我们现在农村粮食紧，共产党有崇高威信，群众会原谅我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会闹乱子，农民就会用扁担砸我们。”在谈到庐山会议时，他坦率地说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和彭德怀是相同的，认为高指标、共产风是“左”的东西，“左”比右更危险。在他说这些话时，造反派不时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以施加jīng神压力。批判结束时，造反派又向他发出继续jiāo代问题的“勒令”。十一月七日下午，这两个造反派组织又举行了一次“拼刺刀”大会，再次追问习仲勋的历史问题。
在这期间，咸阳造反派还把习仲勋拉到国棉一厂、二厂、西北橡胶厂、西藏民族学院批斗。不管造反派怎样批斗他、侮rǔ他，他始终不发火，不和群众对立 在这种无休止的批斗会、“拼刺刀”的折磨下，习仲勋感到自己“身体有些支持不住了”，便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于十月三十一日和十一月初两次写信，一封是写给毛泽东的，一封是写给周恩来并毛泽东、林彪和中央常委的。
周恩来得知习仲勋在西安的处境后，决定由北京卫戍区对习仲勋实行监护，采取特殊方式予以保护。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周恩来派飞机把习仲勋接回北京，结束了他整整一年被批斗的日子，开始了漫长的监护生活。
第28章 坚持与期待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年。从这年年初到一九七八年初，整整十年。期间，习仲勋先是在北京卫戊区被“监护”，之后又被下放到洛阳监管，过着既无党的组织生活，又无具体工作、监外监护的“流放生活”。在孤独的岁月中，他依然笃信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以顽qiáng的意志，认真学习理论，坚持锻炼身体，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公正解决。
■监护岁月
一九六七年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地方各级党政负责人绝大多数被打成“走资派”，受到冲击“靠边站”，无政府主义泛滥，一些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野心家和坏分子，乘机煽动操纵群众组织，致使“派性”膨胀，派仗不息，武斗迭起，全国混乱局面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原来预计三年结束，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毛泽东又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没有想到过”当时，毛泽东的内心是矛盾的，他想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但事情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由于无政府主义泛滥，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目的。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社论。社论提出，要在新的一年中实现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同时，指出要打倒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性。
对习仲勋实行“监护”，是周恩来深思熟虑采取的特殊保护措施，他用这个办法保护了一大批领导gān部。在此前的一九六七年九十月间，周恩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年算一次吧，已经是相当长了，就够我们锻炼的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年发动，两年胜利，三年扫尾。基于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周恩来觉得必须利用自己有限的权力，制止造反派组织对所谓“走资派”的任意批斗和擅自“定性”，以结束许多老同志人身遭受摧残、安全得不到起码保证的状况。一九六八年前后，几乎与习仲勋同时被监护的许多老同志对此都有切身的体会。万里曾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中，幸亏总理把我“监护”起来，否则，早就被斗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