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两次“反地方主义”牵涉面广，历时时间长，复查起来非常困难和复杂。习仲勋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仍然关注这一案件。直到一九八三年，在陈云、huáng克诚和习仲勋等人的关心过问下，中共中央于这年二月九日发出《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中央同意中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理意见的报告》，撤销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原处分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这一案件复查后，一大批因古大存、冯白驹错案而受牵连的地方gān部也先后恢复名誉，全省撤销了原定处分的有一千二百二十二人，其中属于中央和省委管理的gān部一百二十六人。同时，复查纠正了所谓“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陈恩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蓬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等案件。后来，经过复查，中共中央撤销了对方方的处分，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这宗历时三十年的广东“反地方主义”错案，终于得以彻底平反。
对习仲勋在为“反地方主义”这一错案的平反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吴南生有这样的评价：“习仲勋来到广东以后，依靠省委做了大量工作，对‘反地方主义’斗争进行复查。没有习仲勋，我们当时很多话都不好说，也就没法把平反‘地方主义’工作做好。”“习仲勋在处理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时，顶住层层压力坚持复查，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gān部政策。没有他，广东平反‘地方主义’冤假错案就不会这样有成就。实践证明，习仲勋的做法是正确的，维护和调动了gān部的积极性，促进了广东局势的稳定和团结。”
第30章 实现广东工作重点的转移
经过半年多的整风、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尤其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广大gān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逐步恢复和发扬，过去发展生产中许多卓有成效的政策和做法得到重新明确和运用。邓小平在总结全国这一段工作时所说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的一段话，正是广东当时情况的写照。也就在这个时候，习仲勋又率领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谋划广东发展的新思路，在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开始探索农村管理体制的改革。
■谋划发展新思路
习仲勋在多年领导工作中，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到广东工作后他仍然坚持这一传统，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及南粤大地。四月到广东，五月就到二十三个县了解熟悉情况，之后先后就许多专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思考和谋划了广东发展的新思路。
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整风会议总结。上，习仲勋就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指出：“大家多下去跑跑，把先进经验，包括一些教训总结出来，不要光坐在机关开会，听汇报，一定要重视调查研究。”他以身作则，省委整风会议一结束，就驱车到广东最南端、毗邻香港的宝安县调查研究。
七月的南国，骄阳似火，加上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更增加了路途的劳顿。在北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习仲勋，原本是很怕热的，但此时急切了解下情的他不顾酷暑和劳顿，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和《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辆七座的白色面包车，向宝安驶去。
习仲勋之所以选择乘坐面包车，而不是小轿车或越野车，一是为了不脱离群众，不使群众与自己产生距离感;二是方便，坐的人多，他可以和地、县委书记坐在一起，听取工作汇报，了解情况。这辆面包车一直伴随着习仲勋，直到他离开广东。在他的影响下，许多领导下乡调研也都使用这种车型。
习仲勋一行进入宝安县，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很多耕地撂荒。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人、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在劳作。jīng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到了宝安县的深圳，更给人一种穷困的感觉。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两万多人口，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看到此情此景，习仲勋的心头蒙上了一层沉重的yīn影。【贺氏藏书·刘大海jīng校】
宝安县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边陲小镇深圳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宝安的偷渡外逃人数居广东省首位。从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这里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六万二千三百零五人次，其中逃出的有四万零五百九十八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八点七，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三。偷渡外逃对宝安的经济、思想、政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给边防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习仲勋到达深圳后，没有急于听取宝安县委的工作汇报，而是要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人陪同他到农村看看。习仲勋一行先到宝安东路的罗芳、莲塘、沙头角等地考察，沿深圳河边走边看。方苞向习仲勋介绍说，在香港那边有几千亩土地属于宝安县，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问不允许劳力过境耕作，不准群众过境探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虽然恢复了部分政策，批准一些人过去种粮食，但粮食收割后要靠人挑回来，不准在香港出售。这样，劳动力严重不足，香港那边的很多田地都荒芜了。
在沙头角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上，习仲勋看见竖在街中间的石墩，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头攒动，显得一派繁华热闹，而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老百姓都跑到那边去买东西。看到这些，习仲勋心里很难受，与方苞等人jiāo谈了很久。
方苞向习仲勋介绍了很多情况，特别提到一九六一年困难时期这里曾组织小额贸易出口，将获得的外汇收人部分用以购买副食品帮助群众渡过困难的做法，建议继续搞，希望省里支持宝安发展小额贸易。习仲勋了解情况后对方苞和沙头角镇的gān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gān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二gān部，对这些问题要“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gān，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在当时的情况下，习仲勋讲出的这样一番话，使周围的人非常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