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省委常委除少数留在机关外，其余都下到基层去帮助指导工作。习仲勋、杨尚昆、郭荣昌、王全国和吴南生等分别带领八个工作组，共三百多人，分赴肇庆、佛山、韶关、汕头等八个地区和所属的七十多个县、市，参加地、县召开的gān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jīng神，开展调查研究理清思路，制定规划，同时帮助组织chūn耕生产。由此，拉开了广东农村体制改革的序幕。
习仲勋带领的工作组，二月五日晚一抵达肇庆就开始工作，听取地委工作汇报，与地委和各县、市委书记座谈。七日，习仲勋参加肇庆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与会同志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jīng神，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两个会议jīng神，把工作做好。要拨乱反正，要把好党风重新恢复过来。他鼓励地方gān部要大胆地gān，“只要对工作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对集体经济有利，为什么不可以办!现在不管你是什么人讲，不管你来自哪方面，只要不对都给他顶回去”，“胆子大一点”。
二月九日至十七日，习仲勋一行前往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和云浮等县调查，同正在参加各县三级或四级gān部会议的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座谈，又同一百三十多个公社党委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与他们讨论方针政策问题、gān部思想作风问题以及山区以林为纲、全面发展的问题。习仲勋向大家说：“这次各县的三级或四级gān部会议开得好，归功于中央工作会议与三中全会”，“我们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我们要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就要让人民当家做主，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反映出来，集中起来，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央贯彻执行，离开了这条就没有什么方针政策了。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离不开这条。这就是政治，是最大的政治。”他说：“今年起，我们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是要抓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业，要集中力量打好农业翻身仗，把农业搞上去。”他指出：“要搞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搞好农业生产，还要把政策搞对头。首先是gān部政策、人的政策的落实，经济政策也要认真落实。政策不落实，就不可能安定团结，人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他还qiáng调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坚持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各项政策，保护好农村基层gān部的积极性。
二月二十三日，中共广东省委向全省各级党委印发了习仲勋在肇庆地区农村基层gān部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对习仲勋等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基层，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jīng神，做了专题报道。
八个工作组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后，习仲勋召开汇报会，听取汇报，和大家一起分析研究问题，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认识，认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仍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障碍，要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必须继续批判极左路线，从思想上弄清是非，拨乱反正。思想转不好，工作重点也转不好。
思想的统一，推动了工作上的突破，全省农村开始恢复和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时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但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农村广大gān部群众对“一大二公”的旧体制发起挑战，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广东有的社队就开始恢复六十年代初曾经实行的“包产到组”，相继实行“三定一奖”(即定工、定产、定成本、超额奖励)的生产责任制，不少社队还实行了定额计分和按时计分的办法。一九七八年冬，省委在全省冬种生产中普遍推广“三定一奖”责任制，《南方日报》也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宣传各地落实“三定一奖”的做法以及所取得的经验。由于省委的提倡和推行，这年冬种全省实行“三定一奖”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到百分之二十四点五。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加qiáng了田问管理，各种作物长势良好，经济收人大都有明显增加，gān部群众反应很好。同时，也出现了个别生产队分队和包产到户的情况。这年年底，省委提出实行“五定一奖” (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产量，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并广泛征求各地、市、县的意见。
习仲勋对广东各地出现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一九七九年一月，他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qiáng调，要切实尊重和保护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要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芳动报酬。有些生产队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结果证明，这个办法对促进生产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认真试点并由点到面推行”。
二月四日，中共广东省委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建立“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提出各地大田生产可以普遍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意见》指出：“实践证明，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当前农村实行的生产责任制中比较好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把社员的劳动同产量联系起来”，“解决了只顾数量挣工分，不顾工作质量这个矛盾”。“产量联系到作业组，看得见，摸得着，算得出。联系产量，超产奖励，把劳动成果和个人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使劳动者产生了更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想办法把生产搞好。这种法，不是后退，而是前进，提高了群众觉悟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不是改变原核算单位，削弱了集体经济，而是更加巩固了核算单位，巩固了集体经济。”由此，对作业组实行“五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在全省推开。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项有力措施——关于广东农村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调查》，对广东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给予肯定。广东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当时在全国也是早的。中共广东省委的文件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受到全省广大农民的拥护。
但是，中共广东省委在推行“三定一奖”和“五定一奖”时，明确指出联产责任制只能到组，不能到户，作业组内仍旧存在着平均主义。有的地方，尤其是一些贫困落后的乡村，已经悄悄打破这一规定，开始进行“包产到户”。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的杨应彬后来回忆说，一天晚上，习仲勋刚从从化调研回来，就把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薛光军和他叫到办公室，给他们说，他在从化看了两个大队的“产量承包责任制”的试验，效果很好，问是否可以推广。杨应彬和薛光军汇报了“洲心经验”的历史遭遇。一九六二年，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但当时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有“两个不许”(即“不许包gān到户”、“不许分田单gān”)的规定，“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名”中，洲心公社被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仲勋同志听后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习仲勋知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中有“两个不许”的规定，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发[1979]31号文件也有“三不许”②的规定，也知道从化两个大队实行的“产量承包责任制”突破了这些规定，但他尊重群众的首创jīng神，作出了支持他们大胆试验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