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情深
习仲勋的家庭不仅有欢乐、融洽、和谐，也有忧伤和酸楚。女儿习和平聪颖秀丽，恬静文雅，为习仲勋所疼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是习仲勋难以抹去的心痛。儿子习正宁在海南省任司法厅厅长期间，工作积极努力，正当大有作为之际，不幸于一九九七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对习家每一个人尤其是对年迈的习仲勋是莫大的打击。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一直都隐瞒着他。久而久之，不见习正宁回来，又没有任何消息，不免产生疑虑，当他问起时，都被家人与身边工作人员遮掩过去。以后他再没问起过，把对儿子的思念深深埋藏在心里。习仲勋毕竟是经历过重大挫折和风làng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饱尝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坎坎坷坷。他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坚qiáng，忍着内心的伤痛，坚韧地面对现实，面对未来。
习仲勋和齐心经常鼓励儿女多读书、多学习，为人民作贡献，每过一段时期都要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也越来越高。有一次，当着儿女们的面，齐心对他们说：“家中的小事不能影响工作。”习仲勋听到后却严厉地说：“大事也不能影响工作!”习家对子女大事小事都要求严格，随时提醒他们注意保持好的传统。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省长时，齐心依照家里的规矩给他写信，语重心长地说“高处不胜寒”，嘱咐他更要从严要求自己。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五日，家人为习仲勋在深圳举办八十八岁寿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八十八岁是“米寿”，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习家三代人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他祝寿，这也是习家人难得的一次大团聚，唯独缺席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不是习近平不想参加父亲的寿宴，而是作为一省之长，他实在是公务繁忙，难以脱身，于是抱愧地向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
习近平深情地写道：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希望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宝贵与高尚品质很多，给我最深印象的大约如下几点：
一是学父亲做人。父亲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我党同志的普遍尊敬，首先是因为您为人坦诚、忠厚。您曾教诲我，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这正像毛泽东说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与父亲相比，太过平庸，汗颜不已。但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
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在社会上喊我们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父亲。历史已经证明，您是一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坚qiáng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huáng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jīng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贺氏藏书·刘大海jīng校】
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习仲勋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这就是习仲勋留给子孙后代的享之不尽的宝贵财富!他以光辉的榜样，教诲儿女们如何做一个纯粹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宽厚待人
习仲勋向来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待别人却是难以想象的宽宏大度。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一位秘书，在小说《刘志丹》事件中，经不住政治压力，违心地写过揭发习仲勋的材料。习仲勋复出后，这位秘书一直不好意思去见他。习仲勋从别人那里得知他的住房有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时，就指示有关部门很快给他解决了一套住房，使这位秘书心里更感不安和惭愧。在他生病住院时，习仲勋还专程去看望，他感动得泪流满面，哽咽不已。习仲勋却安慰说：“你也是身不由己，我能理解，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安心养病吧!”还有一个大学青年教师， “文化大革命”期间打过习仲勋。“文化大革命”后，这个教师所在的学校派人找到习仲勋调查取证，习仲勋对来人说：“当时都是年轻人，算了吧。”当外调人员要告诉打他的人的名字时，习仲勋摆摆手说：“我不需要记住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审查过他的专案组工作人员，有的办案时态度恶劣。后来，习仲勋不计前嫌，对这些人“一律既往不咎”。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一场内乱，工作人员只是奉命从事，只要不是“三种人”，都应该是无辜的，责任更不能由他们承担。
习仲勋不仅宽宏待人，而且在关键的时候挺身保护gān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国务院机关也贴满了大字报。当时有人揭发信访室只反映yīn暗面，应列为运动重点。原来在庐山会议之前，为了纠“左”，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根据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情况，给领导整理提供过有关材料。看到有人揭发这个问题，信访室的gān部很紧张。为了保护gān部，习仲勋用毛泽东形容的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关系的比喻，对机关gān部说信访工作的性质是“反映‘一个指头’的问题”，不是反映yīn暗面，从而使信访室的gān部得到解脱。三年困难时期，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主任下乡调查粮食问题，把真实情况反映给领导，却受到被调查地方领导的责难，被调查地方还致函要调查人员到他们那里接受批判。习仲勋认为调查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便没有理睬，保护了这个gān部，事后也没有告诉他本人。习仲勋在工作中信任gān部、保护gān部、支持gān部的事例很多，受到广大gān部的爱戴和敬仰。
习仲勋与人相处时，往往为别人考虑的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他的这种品格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九六二年，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问题而受到牵连，他们一同被诬蔑为“反党集团”的成员。习仲勋抱着尽量少牵扯别人的态度，把能揽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对此有人很不理解，而他却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他们身上就是西瓜;他们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他这种不揽功诿过、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受到同事们的钦佩。习仲勋还非常注意不因为自己的问题影响到别人，也是有心要保护人。在下放洛阳工厂劳动锻炼期间，他有意识地不和厂里的领导主动接触，有人提醒他这样做不好，他却说：“回避好，以免给人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