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治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勋等政府领导带都执行等用品，均为财政委员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最低需要发给，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刘志丹特别向习仲勋说：“群众最痛恨的是反动政权的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将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据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一个法令：凡一切党军gān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依次警戒自己的同志。正是有了这条法令，在根据地工作人员中没有贪污的案件发生。对于负责任的gān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的处分。“高岗犯过纪律，就曾受过撤职处分。”
苏维埃政府在注重自身建设的同时，有效地行使了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职能，为保障根据地人民有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支援游击战争提供必要的物资基础。习仲勋主要制定并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名义颁发一系列政策法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工作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他们发行了边区政治货币，建立集市贸易，稳定和繁荣了经济，极大的推动根据地的建设。
为了加快培养红军gān部，还成立了陕甘边区红军军政gān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马文瑞、蔡子伟兼教员。学校学员。学校主要成员是部队中下层gān部，也有少数gān部参加，先后参加gān部三期，月三百余人。
边区苏维埃政府首先在何家门办起第一所列宁小学。教材有自己编写，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受乡村儿童欢迎。现在南梁地区一些老人还能清晰的记得政治教材上开头的那两句话：“马克思、恩科斯，世界革命两导师。”不久，很多村庄办起了列宁小学和成年识字班。习仲勋经常走村串户，深入到群众中间，了解政府政策的法令贯彻执行情况。时任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时候，没有文明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
习仲勋还非常重视研究和解决政府的行政措施和法令在贯彻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地提出较为明晰的处理各种矛盾和策略。这些最初的政府实践以及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对他以后工作的地方、中央局和国家领导职务中发生很大的影响，已知数十年后，他仍对当时根据地许多重大政策法令记忆犹新。一九八六年八月，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的文章中详细记述了南梁苏区实行的十大政策，从中看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对社会实际的深入了解和新生政权规章制度的周密和健全。它对于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制定正确的经济、文化、统战政策，特别是密切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指导农村工作具有很qiáng的借鉴意义。这是大政策是：
一、土地政策。没收富农部分出租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息一年;中心地区分土地。田、苗一起分，当边境地区变成中心地区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土地牛羊的中农;红军家属分好土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
二、财经粮食政策。鼓励农民生产，使之发展;成立牧场，养猪喂养;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和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反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考收买粮供给军队;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成立集市，便利群众jiāo易，保护小商人，允许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苏区钞票，流通金融，解决了市场缺少零钱的困难。
三、军事政策。自愿兵役制，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成建制编入红军队伍。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例，如少先队。赤卫队的条例，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在军纪上也规定出新的条例;在赤卫队的基础上广泛的成立游击小组;奖励群众买武器，买到新武器则给特别奖励，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成立军政gān部学校，培养部队的军政gān部;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军政做情报工作;对牺牲战士和赤卫队员付给买葬费和抚恤费。
四、对民政政策。对同情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助关系或互不侵犯;对极端反对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他们向我们靠拢。
五、对土匪政策。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则坚决消灭;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如杨谋子之类也与彻底消灭;除此而外一些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如对郭宝珊、梁占奎、贾德功就是这样的。
六、各种社会政策。苏区哥老会很多，他们大都讲义气，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长期的关系。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布置接触面gān涉;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内这类活动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在这一点上能争取和改造他们;颁发并宣传禁烟、禁赌、房租等条例，引导群众搞好生产;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家残疾，发动群众救济，政府也想些办法。
七、肃反政策。对敌探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如群众愿意保，不杀亦不损于革命的，可保释感化;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杀掉的办法，反之只向他们要粮索款并不杀掉;对反人区分主犯和从犯;处决犯人要通过群众大会决定，公开执行。
八、对政策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分配适当工作。
九、对白军俘虏政策。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红二十六军的连、排长很多是从白军中来的。
十、文化教育政策。主要是新办学校，推动农村青年教育。
●反围剿
陕甘边各级苏维埃政府政权的建立于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红四十二师和各路游击队向反动武装的频繁出击，打击和动摇着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统治的反动统治。根据地周围的反动豪绅和恶霸地主更是惊恐万状，四处乞求陕甘军阀“进剿”红军和根据地。其实，早在照金苏区失守、根据地中心向南梁地区转移之际，国民党军的“围剿”重点也由南向北转移，次举兵进攻南梁苏区。
面对严峻的形势，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抗击来犯之敌，开展大规模的反“围剿”斗争，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根据地，成为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更重要的任务。习仲勋自始至终参与组织指挥了边区反“围剿”斗争和后方生产建设事业。
一九三四年二月，南梁苏区初具规模，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刚刚建立，国民党当局即向陕甘边区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其兵力部署是：驻守庆阳一线仇良、王子义团和民团团总谭世麟部，以南梁地区红军为攻击目标分兵“进剿”;驻三边的陕西警备第二、三团、耀县特务团、旬邑的何高侯团、洛川的冯钦部所属一个团即延安张瑞卢团严守防地相机围追堵截红军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