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洪涛，又名郭洪恩、郭惠卿，化名孙耀祖。陕西省米脂县人，一九0九年十一月生，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中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军逮捕，任中共狱中支部书记，领导狱中斗争。全国解放担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朱理治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中共西北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由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共同签署的长篇指示信和军事指令。指示信中称“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yīn谋已bào露”;“右倾机会取消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因此“要反对国民党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军事指令上提出“全面反击”，提出“苏区政策是查田”等等。会议还作出一个完全脱离实际被与会同志批评为“连东西南北弄不清楚”的反三次“围剿”决议案。这次会议jīng神传达到了陕甘边特委，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导下的一场所谓的“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里很快开展起来。
习仲勋等陕甘边区领导在此次酝酿已经的政治风波中，经历一个又不认识到逐渐认识再到抵制的过程。习仲勋曾回忆说：“当时那个会议我也是参加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有劲。革命不积极的，有错误思想的分子因该反对，有什么不好?以后看反的程度不对了，一些正确的人都变成右倾机会主义，但口里还是不敢讲，要积极变现，心里很苦闷。”
八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曾派李景林 、惠碧海、鲁笨等人带来了一些工作人员，前去陕甘帮助工作。李景林到后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他们不顾边区地方人烟稀少、文化落后的实际，组织其由惠碧海带领的土改工作团在下寺湾桥扶峪采取一些极左的手法开展“查田”分派土地群众运动。习仲勋曾现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当时出现的问题：“惠碧海要没收富裕中农，把富农分完了，赶他们上山吃草。”“今天斗争这个，明天斗争那个，又把贫农当成豪绅地主，要处分他，公开在群众中宣布。”“李景林更是这样，说张三是富农，他边说斗争去，又说李四是富农，又斗争去。这样怎么能领导群众斗争，搞好政权和党的工作”。“陕甘边土地问题上，造成群众一时的恐慌。我在洛川时，水涨了一丈多深，一些农民想疯了一样浮水过来，看到杨玉亭财经委员会的钱，也要没收。我们说这是公款，他们也以一定要没收，把群众领导到随便那东西的程度怎么行呢?我是政府主席，就要拍桌子，骂这是土匪意识，这样搞法不行，群众要造反了”，“我很生气，把一个赤卫队营长叫来说，‘你们这不是土匪行为吗?’这就是他们所谓‘骂群众是土匪’唯一根据。”
刘景范也回忆说：“搞查田运动，把地主扫地出门，当时叫‘打生产’(即劳动改造)，对一些不是地主也搞成了地主，把边区的物资也分派了。”
习仲勋看到这些“左”的做法对 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严重危害，即于刘景范一道奋起和抵制。在陕甘边区特委会上，习仲勋明确提出纠正查田运动和土地分派中的偏差和错误，并撤销惠碧海的职务。但是，他的意见遭到了李景林等少数人反对，两种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立即停止土地革命，撤销惠碧海的职务。
习仲勋在党内斗争日益复杂、政治气氛压抑的情况下仍全身心地投身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立健全的苏维埃政府工作。他们在王家坪建立起军事学校，为红军主力培训军事gān部。“习仲勋曾说，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党校。”习仲勋好采纳一些同志的建议，批准被称为“洛川的王忠秀及王大有、王殿武分别去洛川、保安北部和三边(靖边、定边、安边)方向建立发展游击队。习仲勋还像在南梁时一样特别重视粮食、布匹、物资供应问题;坚持开办列宁小学，编印课本，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八月一日，习仲勋在史家河滩主持召开军民大会，会上报告了日本侵略华北的形势，号召群众参加红军，同志还举行了阅兵和军事表演，四千多名红军战士和赤卫军接受了检阅。下旬，习仲勋主持审议通过了政府关于动员一千六百人参加红军决议案，并下发速去各地执行。
●洛河川受诬
进入九月，陕北高原秋意显得特别浓重。山风起风飞的huáng土落叶，荒野上空迷雾蒙蒙，一派萧瑟。
此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派军队正在长征中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一十万重兵加紧对西北苏区军事“围剿”，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彻底摧毁全国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九月九日，中共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徐东海、程子华率领下，进过艰苦转战越过子午岭进入陕西保安县豹子川，在永宁山与地方组织取得联系。习仲勋、刘景范知悉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的消息时，立即报告中共西北工委，并于边区政府秘书长张文华一起带保安分队和jiāo通员去永宁山迎接红二十五军到来。“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向红二十五军写了欢迎信。习仲勋主持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徐东海、戴季英到会。红二十五军两位代表讲了话，还演出眉户剧。徐东海看后连声说，‘好戏!好戏!’”
九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即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程子华三人组成中共红军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九月十七日，在西北代表团主持下，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鳄豫陕省委主要领导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工委书记惠子俊，委员刘志丹、高岗、郭洪涛、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鳄豫陕省委代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和鄂豫陕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等。会议决定撤掉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简称“中共陕甘晋省委”)，有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统编为红十五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兼参谋长;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有聂洪钧任主席。
“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错误地提出：向西南发展，争取于陕南、川陕苏区连成一片，在连接新疆、青海的革命运动，推动全国革命斗争。之后，有专门研究所谓的“右派”的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与红二十六军中，从而使错误的肃反和gān部政策和gān部政策中的宗教主义、主观主义纠缠在一起。
九月二十一日，陕甘晋省委发出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指示，颁布红色戒严令，动员政府。贫农团和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接着就是就开始在永坪镇捕人，并使用残酷的肉刑和指名bī供的手段确定肃反名单，而根据这些写肃反名单不断的扩大肃反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