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关中因旱灾夏粮收成不好，秋作物又不能按时下种，对此习仲勋提出每人种二亩荞麦，当年二十万亩荞麦收获四万石。秋种时，习仲勋又要求每人多种一亩小麦，并提出不误农时、适时下种、多种多收、随收随打的口号。次年夏粮丰稔，群众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习仲勋尊奉的一个人生信条。在关中地区的广大农村的当年在关中分区工作过的老同志中还流传着习仲勋体贴爱护gān部、关心群众的许多佳话。
关中分委驻马家堡时，农民马团儿妻子生小孩时发生难产，情况危急。习仲勋知道后，即派警卫员庚申给请来大夫，买来了药，使婴儿顺利生产，母子平安。这家人感动得直流泪，坚持让习仲勋给小孩了名字。分委机关的马匹饲养在马家堡一位聋哑人的家中，房东的妻子嫌弃聋哑人丈夫，闹着要离婚。习仲勋知道这一情况后，除了给这对夫妇做调解工作外，还特别叮咛分委机关饲养员说：“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以免影响房东夫妻关系。这件事在群众中传开后，都称赞说：共产党的分委书记真是为老百姓操尽了心!”
有一段时间，新正县龙嘴子回民地区传染流行病，日渐严重和蔓延。习仲勋得知情况后，意识到少数民族兄弟生命安危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一方稳定团结全局大事。他即派专人赴延安华药厂买药，并安排分区有关部门请来医生进行治疗和预防，从而迅速控制了疫情，治愈了染病的回民群众。
习仲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的本色，以其模范的行动和影响着身边的人员。由于条件的限制，观众分区机关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仅三分钱，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机关gān部要经常出去打柴，有时要到很远的大弯一带去。每当此时，习仲勋总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去，一起从沟里往塬上扛柴。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战场上的同志轻松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劳动磨破点皮算什么?习仲勋按规定有匹马，但每去农场劳动和其他活动，他总是让马给同志们托行李，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讲故事、唱秦腔、拉家常，谈笑风生。一次有位同志问：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区提倡新生活运动，让人们走路靠右走，那左边让谁走呀!习仲勋乐呵呵地对大家说：我们搞的是共产主义运动，目的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行人走路只是一种行为规则。但蒋介石搞的那套新的生活运动，和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都是对立的。
一次赤水县一位姓杨的老大爷来分委驻地看望习仲勋，同时带来了十颗jī蛋。习仲勋亲手将jī蛋送到机关伙食房，让给病人补充营养。大师傅激动地说：群众送给你的jī蛋，他连尝不尝一口，我们心里过意不去呀!最后，习仲勋还是将面条给房东老大爷吃了。
关中山区的冬日，天气特别寒冷，考虑到领导同志工作特点，分区机关给部门以上的领导每人缝制一件棉大衣。习仲勋知道后，并找到管理员张桂德说：我的大衣旧了点，但还可以穿几年，就不须在做了。你看看其他通知衣被鞋袜是否需要添补，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嘛!
习仲勋特别注重党政机关和部队的自重建设，经常教育gān部战士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严守群众纪律。一九四0年四月三日，在分区领导机关即将撤离马家堡时，习仲勋以关中分区专员人员名义就保护群众林木问题致信林伯渠、高自立。信中说：
“由于关中生产条件的限制，同时又是战争环境，而部队却要急于生产，因此滥伐公树甚至群众私树的事情便非常之多。如独立二营在赤水一次就伐了几十颗，价值三千余元，八团在东区伐的公树、苗树亦属不少。这样对关中的保护森林及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别设法予以制止为盼。”
习仲勋还十分关心优抚工作，包括对俘虏政策的落实。十一月十二日和十二月三日，习仲勋两次报告高岗、林伯渠、高自立，在关中面临严重困难情况下，请求边去党委、政府帮助解决游击队活动和遣返俘虏经费，以及伤残死亡人员抚恤问题。他认为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政治上有利，特别是对于俘虏，“发给他们路费，护送出境，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并可以替我们做许多宣传工作”。
习仲勋视人民群众如父母，为之奉献出一腔痴情，群众也衷心地拥戴和关爱着这位年轻领导者。在习仲勋的档案中存有一份西北局高gān回忆期间党组织当时对他作的鉴定，其中一段文字生动反映了他同群众的鱼水深情：
“习仲勋是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专员及部队的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关中的党政军民，坚持保卫边区和建设新关中，曾获得显著成绩。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小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通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表示亲热和热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仲勋走的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低头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
平时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极其自然和融洽。也许有时他正忙着，然而他宁愿放下正在作的事情，和蔼地和他们jiāo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
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的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替他们设想，设想咋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咋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碧如群众对自己财产常是喜欢隐瞒的，可是在仲勋同志的官位大，使他们害怕，恰恰相反，而是由于他谦虚地接待他们，和他们真正打成一片。因之，他们总是把仲勋同志看成最知心的朋友，而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听从他的指挥。
他过去领导群众斗阵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慰劳他，就是友区的人民，也纷纷打听他的病况。他的和蔼性格，就是一个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次面，就能带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对方原来是一个敌视者，在和他见面以后，竟能改变或减轻原有的成分，但是仲勋同志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
由于这一切，使得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
习仲勋在关中分区的工作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和党中央、毛泽东的充分的肯定。但是，他却因为一起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案引起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特别调查，而习仲勋当时对此事是不知道的。当时受命调查此事的边区保安一局局长师哲回忆说：“一九四三年chūn的一天，任弼时同志要我到关中去查清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中有老有习仲勋的名字。他说，我们对习仲勋并不怀疑，但要调查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到关中之后，在截获的电报中看到仍有习仲勋的名字，但此时习仲勋以调赴绥德地委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周密调查，疑点集中到了家在边区而人在旬邑县职田镇的国民党特务专员杨红超身上。于是我们组织了一次秘密突袭，将该杨捕捉，押回边去境内。经审讯证实他给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的全是编造的假情报，习仲勋的名字也是他随意写上的。他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只是为了领些赏钱而已。从此以后，特务机关情报再也没有出现过习仲勋同志的名字。西安国民党情报机关给蒋介石的密电还很遗憾地称，中共袭击了我们，使我们损失了一个重要专员，言之令人痛心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