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者风趣幽默，侃侃而谈。听者聚jīng会神，饶有兴趣。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毛泽东热情招呼大家，今天就不走了，一起在这里用餐。习仲勋及参加座谈的同志和毛泽东共同吃了一顿红烧肉加大米饭。下午又接着座谈了教育、文化、扫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一直到了掌灯时分，他们才离开枣园。
枣园一天，在习仲勋的脑海中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他感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能用一整天的时间和大家座谈讨论，并以他渊博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独特的语言方式，指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向，启迪深刻，受益匪浅。
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开过不久，中共七大召开的日子临近了。习仲勋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正式代表到延安出席会议。
陕甘宁边区因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所以代表团在出席七大的八个代表团中，人数最多，共一百四十三人，下分好几个小组。代表团团长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担任，副团长是林伯渠、贺龙。习仲勋和其他代表安排在西北局院内住宿。西北局在城南的杜甫川口，离大会会址杨家岭较远，西北局机关的同志便在一辆卡车上装了一个篷子，在上面摆放几条木板凳，代表们参加大会时就乘这辆改装的“吉普”车往返。
四月二十三日，明媚的chūn光照耀下的延安城周围山山岭岭泛起了翠绿，清澈见底的延河水欢快地哗哗流过，这里充溢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氛。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即将在这里隆重举行。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七大召开的前一天，苏联红军攻入德国柏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胜利，对于正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贺氏藏书·刘大海jīng校】
习仲勋随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早早到了杨家岭。进入眼帘的是：为召开七大专门修建的中央大礼堂格外庄严肃穆，会场内主席台正中竖立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分别悬挂两侧;主席台上方红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会场后面的墙壁上挂着毛泽东“同心同德”的题词。周围的墙壁上还设置了不少象征胜利的V形木盒，盒内插着小红旗，于庄重、简朴中显现出大会团结胜利的政治基调。眼前的情景使习仲勋思绪翻飞，浮想联翩。十七年前，当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之时，自己因为组织参加学cháo而被国民党陕西当局关押狱中，也就是在此间经受了组织考验，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革命形势因大革命失败而处于低cháo，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经过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十多年的历史征程，中国共产党已由那时十三万党员发展为一百二十多万党员，成为领导有近一亿人口的十九块革命根据地、肩负着民族希望的政党;自己也由一个刚入党不久的党员成长为党代表大会代表。由此看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必将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
下午，习仲勋和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聚集在中央大礼堂内，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大会开幕。习仲勋的注意力被毛泽东洪亮有力、言简意赅的开幕词所吸引。毛泽东讲道：“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他把这重大的命题提到大会代表面前，又坚定不移地作了回答。他说：“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qiáng的新中国而奋斗。”第二天，毛泽东向大会提jiāo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随后大会还听取了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论统一战线》的报告。还有一些中央和地方的同志作了大会发言。
习仲勋积极参加了在西北局住地进行的小组讨论。他对几个主要报告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多次发言，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他认为，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一般纲领、具体纲领和政策，还提出了工业问题、农民问题等，从而在重大转折时期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航程。
六月九日、十日两天，大会选出了四十四名正式中央委员和三十三名候补中央委员。习仲勋当选为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十一日，历时五十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十九日下午，习仲勋出席在杨家岭举行的七届一中全会，投票选举了十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五名中央书记处书记。
七大刚刚落幕，习仲勋又参加了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这次会议是在朱德、任弼时、陈云的指导下召开的，从六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日共开了三十八天。七月十一日，习仲勋在座谈会上发言。他的发言在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斗争历史后，更侧重于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党组织活动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指导当前和今后的革命斗争。
习仲勋在发言中首先讲道：历史最贵真实，知道的不完全不要紧，不知道也不要紧，最有害的是曲解和捏造历史。党史是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历史，如果丢开党和人民来谈历史，那就失掉了历史的真实。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如果只qiáng调个人的作用，夸耀个人的功绩，这是不合乎真理，或是不完全合乎真理的。
他接着回顾历史说：“在大革命时期，陕西的党和革命运动，都有很大发展。后期，由于没有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做充分的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使得党和革命运动受到很大的损失。在陕西党的另一方面，又有以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为代表，主张党员到农村去，到兵营去，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历史证明这一路线是正确的。而坐在洋楼上，只指挥学生斗争，空喊斗争，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最后都斗到监狱里去了。孤立自己，减弱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力量。”“大革命之后，革命的星星之火，又逐渐燃遍了整个的陕甘。在一九二八年四月燃起了渭华bào动，同年收麦时又燃起了旬邑bào动。前者以兵bào为主配合农bào，由于当时政治上的盲动，军事上的保守，又不懂得游击战争，而致失败。后者以农bào为主，群众起来烧了衙门，杀了县长，建立苏维埃政权。由于当时在政治上没有及时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收缴地主武装，武装农民打游击，深入农民斗争，坚持党的领导，反而把没收下的粮食jiāo地主给农民分配，以致当时bào动的领导者许才升同志就被地主以请客名义暗杀了，这次bào动也失败了。虽然这两次bào动都失败了，但对推动陕甘革命运动，是起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启示作用。就是说告诉了西北群众，可以拿起武器反对统治阶级，推翻统治者的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和广州bào动在全国的意义是一样的。但革命的火焰，并没有被统治阶级所扑灭，而是熊熊燃烧起来，如一九二九年在渭北成立了灾民自救军(实为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一九三一年成立了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前身，一九三二年chūn的两当兵变，渭北苏区的创建，—九三三年陕甘边新苏区的建立(照金根据地)，一九三三年秋…后到一九三五年发展到南梁堡，并有计划地建立一、二、三路根据地，其后南北打通，建立陕甘宁整块的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