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信义路附近的巷子口,看过一对捡拾破烂的中年夫妻,丈夫吃力地踩着一辆三轮板车,口中还叫着收破烂特有的语言,妻子经过每家门口,把人们弃置的空罐酒瓶、残旧书报一一丢到板车上,到巷口时,妻子跳到板车后座,熟练安稳的坐着,露出做完工作欣慰的微笑,丈夫也突然chuī起口哨来了.
我曾在通化街的小面摊上,仔细地观察一对卖牛肉面的少年夫妻;文夫总是自信地在热气腾腾的锅边下面条,妻子则一边招呼客人,一边清洁桌椅,一边还要蹲下腰来洗涤油污的碗碟.在卖面的空档,他们急急地共吃一碗面,妻子一径地把肉夹给丈夫,他们那样自若,那样无畏地生活着.
我也曾在南澳乡的山中,看到一对刚做完香菇烘焙工作的山地夫妻,依偎的共坐在一块大石上,谈着今年的耕耘与收成,谈着生活里最细微的事,一任顽皮的孩童丢石头把他们身后的鸟雀惊飞而浑然不觉.
我更曾在嘉义县内一个大户人家的后院里,看到一位须发俱白的老先生,爬到一棵莲雾树上摘莲雾,他年迈的妻子围着布兜站在莲雾树下接莲雾,他们的笑声那样年少,连围墙外都听得清明.他们不能说明什么,他们说明的是一炉燃烧了很久的香还会有它的温暖,那香炉的烟虽弱,却有力量,它顺着岁月之流可以飘进任何一扇敞开的门窗.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景象,总是站得远远的仔细听,香炉的烟声传来,其中好像有瀑布奔流的响声,越过高山,流过大河,在我的胸腹间奔湍.如果没有这些生活平凡的动作,恐怕也难以印证情爱可以长久吧!
童年的鸳鸯香炉,经过几次家族的搬迁,已经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或者在另一个少年家里的神案上,再要找到一个同样的香炉恐怕永得可得,但是它的造形、色泽,以及在荷叶上栖息的姿势,却为时日久还是鲜锐无比.每当在情感挫折生活困顿之际,我总是循着时间的河流回到岁月深处去找那一盏鸳鸯香炉,它是情爱最美丽的一个鲜红落款,情爱画成一张重重叠叠jiāo缠不清的水墨画,水墨最深的山中洒下一条清明的瀑布,瀑布流到无止尽地方是香炉美丽明晰的章子.
鸳鸯香炉好像暗夜中的一盏灯,使我童年对情感的认知乍见光明,在人世的幽晦中带来前进的力量,使我即使只在南京东路宝石店橱窗中,看到一对普通的鸳鸯瓷器都要怅然良久.就像坐在一个黑忽忽的房子里,第一盏点着的灯最明亮,最能感受明与暗的分野,后来即使有再多的灯,总不如第一盏那样,让我们长记不熄;坐在长廊尽处,纵使太阳和星月都冷了,群山草木都衰尽了,香炉的微光还在记忆的最初,在任何可见和不可知的角落,温暖的燃烧着.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冰糖芋泥
每到冬寒时节,我时常想起幼年时候,坐在老家西厢房里,一家人围着大灶,吃母亲做的冰糖芋泥.事隔二十几年,每回想起,齿颊还会涌起一片甘香.
有时候没事,读书到深夜,我也会学着妈妈的方法,熬一碗冰糖芋泥,温暖犹在,但味道已大不如前了.我想,冰糖芋泥对我,不只是一种食物,而是一种感觉,是冬夜里的暖意.
成长在台湾光复后几年的孩子,对番薯和芋头这两种食物,相信记忆都非常深刻.
早年在乡下,白米饭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奢想,三餐时,饭锅里的米饭和番薯永远是不成比例的,有时早上喝到一碗未掺番薯的白粥,就会高兴半天.
生活在那种景况中的孩子只有自求多福,但最难为的恐怕是妈妈,因为她时刻都在想如何为那简单贫乏的食物设计一些新的花样,让我们不感到厌倦,并增加我们的生活趣味.我至今最怀念的是母亲费尽心机在食物上所创造的匠心和巧意.
打从我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经常在午反的空闲里,随着母亲到田中采摘野菜,她能分辨出什么野菜可以食用,且加以最可口的配方.譬如有一道菜叫"乌莘菜"的,母亲采下那最嫩的芽,用太白粉烧汤,那又浓又香的汤汁我到今天还不敢稍稍忘记.
即使是番薯的叶子,摘回来后剥皮去丝,不管是火炒,还是清煮,都有特别的翠意.
如果遇到雨后,母亲就拿把铲子和竹篮,到竹林中去挖掘那些刚要冒出头来的竹笋,竹林中yīn湿的地方常生长着一种可食用的蕈类,是银灰而带点褐色的.母亲称为"jī肉丝菇",炒起来的味道真是如同jī肉丝一样.
就是乡间随意生长的青凤梨,母亲都有办法变出几道不同的菜式.
母亲是那种做菜时常常有灵感的人,可是遇到我们几乎天天都要食用,等于是主食的番薯和芋头则不免头痛.将番薯和芋头加在米饭里蒸煮是很容易的,可是如果天天吃着这样的食物,恐怕脾气再好的孩子都要哭丧着脸.
在我们家,番薯和芋头都是长年不缺的,番薯种在离溪河不远处的沙地,纵在最困苦的年代,也会繁茂的生长,取之不尽,食之不绝,芋头则种在田野沟渠的旁边,果实硕大坚硬,也是四季不缺.
我常看到母亲对着用整布袋装回来的番薯和芋头发愁,然后她开始在发愁中创造,企图用最平凡的食物,来做最不平凡的菜肴,让我们整天吃这两种东西不感到烦腻.
母亲当然把最好的部分留下来掺在饭里,其他的,她则小心翼翼地将之切成薄片,用糖、面粉,和我们自己生产的jī蛋打成糊状,薄片沾着粉糊下到油锅里炸,到呈金huáng色的时刻捞起,然后用一个大的铁罐盛装,就成为我们日常食用的饼gān.由于母亲故意宝爱着那些饼gān,我们吃的时候是用分配的,所以就觉得格外好吃.
即使是番薯有那么多,母亲也不准我们随便取用,她常谈起日据时代空袭的一段岁月,说番薯也和米饭一样重要.那时我们家还用烧木柴的大灶,下面是排气孔,烧剩的火灰落到气孔中还有温热,我们最喜欢把小的红心番薯放在孔中让人烬炯熟,剥开来真是香气扑鼻.母亲不许我们这样做,只有得到奖赏的孩子才有那种特权.
记得我每次考了第一名,或拿奖状回家时,母亲就特准我在灶下焖两个红心番薯以做为奖励;我以灶里探出炯熟的番薯,心中那种荣耀的感觉,真不亚于在学校的讲台上领奖状,番薯吃起来也就特别有味.我们家是个大家庭,我有十四个堂兄弟,四个堂姊,伯父母都是早年去世,由母亲主理家政,到锦天,我们都还记得领到两个红心番薯是一个多么隆重的奖品.
番薯不只用来做饭、做饼、做奖品,还能与东坡肉同卤,还能清蒸,母亲总是每隔几日就变一种花样.夏夜里,我们做完功课,最期待的点心是,母亲把番薯切成一寸见方,和凤梨一起煮成的甜汤;酸甜兼俱,颇可以象征我们当日的生活.
芋头的地位似乎不像番薯那么重要,但是母亲的一道芋梗做成的菜肴,几乎无以形容;有一回我在台北天津卫吃到一道红烧茄子,险险落下泪来,因为这道北方的菜肴,它的味道竟和二十几年前南方贫苦的乡下,母亲做的芋梗极其相似.本来挖了芋头,梗和叶都要丢弃的,母亲却不舍,于是芋梗做了盘中餐,芋叶则用来给我们上学做饭包.
芋头孤傲的脾气和它流露的qiáng烈气味是一样的,它充满了敏感,几乎和别的食物无法相容.削芋头的时候要戴手套,因为它会让皮肤麻痒,它的这种坏脾气使它不能取代番薯,永远是个二副,当不了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