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的“大作”在塾中的堂前发表以后，同学们就给我一个绰号“画家”。每天来访 先生的那个大块头看了画，点点头对先生说：“可以。”这时候学校初兴，先生忽然要把我 们的私塾大加改良了。他买一架风琴来，自己先练习几天，然后教我们唱“男儿第一志气 高，年纪不妨小”的歌。又请一个朋友来教我们学体操。我们都很高兴。有一天，先生呼我 走过去，拿出一本书和一大块huáng布来，和蔼地对我说：“你给我在huáng布上画一条龙，”又翻 开书来，继续说：“照这条龙一样。”原来这是体操时用的国旗。我接受了这命令，只得又 去向大姊商量;再用老法子把龙放大，然后描线，涂色。但这回的颜料不是从染坊店里拿 来，是由先生买来的铅粉、牛皮胶和红、huáng、蓝各种颜料。我把牛皮胶煮溶了，加入铅粉， 调制各种不透明的颜料，涂到huáng布上，同西洋中世纪的fresco①画法相似。龙旗画成 了，就被高高地张在竹竿上，引导学生通过市镇，到野外去体操。此后我的“画家”名誉更 高;而老妈子的画像也催促得更紧了。
我再向大姊商量。她说二姊丈会画肖像，叫我到他家去“偷关子”。我到二姊丈家，果 然看见他们有种种特别的画具：玻璃九宫格、擦笔、米突尺、三角板。我向二姊丈请教了些 画法，借了些画具，又借了一色照片来，作为练习的范本。因为那时我们家乡地方没有照相 馆，我家里没有可用玻璃格子放大的四寸半身照片。回家以后，我每天一放学就埋头在擦笔 照相画中。这是为了老妈子的要求而“抱佛脚”的;可是她没有照相，只有一个人。我的玻 璃格子不能罩到她的脸上去，没有办法给她画像。天下事有会巧妙地解决的。大姊在我借来 的一包样本中选出某老妇人的一张照片来，说：“把这个人的下巴改尖些，就活像我们的老 妈子了。”我依计而行，果然画了一幅八九分象的肖像画，外加在擦笔上面涂以漂亮的淡 彩：粉红色的肌肉，翠蓝色的上衣，花带镶边;耳朵上外加挂上一双金huáng色的珠耳环。老妈 子看见珠耳环，心花盛开，即使完全不象，也说“象”了。自此以后，亲戚家死了人我就有 差使——画容像。活着的亲戚也拿一张小照来叫我放大，挂在厢房里;预备将来可现成地移 挂在灵前。我十七岁出外求学，年假、暑假回家时还常常接受这种义务生意。直到我十九岁 时，从先生学了木炭写生画，读了美术的论著，方才把此业抛弃。到现在，在故乡的几位老 伯伯和老太太之间，我的擦笔肖像画家的名誉依旧健在;不过他们大都以为我近来“不肯” 画了，不再来请教我。前年还有一位老太太把她的新死了的丈夫的四寸照片寄到我上海的寓 所来，哀求地托我写照。此道我久已生疏，早已没有画具，况且又没有时间和兴味。但无法 对她说明，就把照片送到照相馆里，托他们放大为二十四寸的，寄了去。后遂无问津者。
假如我早得学木炭写生画，早得受美术论著的指导，我的学画不会走这条崎岖的小径。 唉，可笑的回忆，可耻的回忆，写在这里，给学画的人作借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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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痕
我的左额上有一条同眉毛一般长短的疤。这是我儿时游戏中在门槛上跌破了头颅而结成 的。相面先生说这是破相，这是缺陷。但我自己美其名曰“梦痕”。因为这是我的梦一般的 儿童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唯一的痕迹。由这痕迹可以探寻我的儿童时代的美丽的梦。
我四五岁时，有一天，我家为了“打送”(吾乡风俗，亲戚家的孩子第一次上门来作 客，辞去时，主人家必做几盘包子送他，名曰“打送”)某家的小客人，母亲、姑母、婶母 和诸姊们都在做米粉包子。厅屋的中间放一只大匾，匾的中央放一只大盘，盘内盛着一大堆 粘土一般的米粉，和一大碗做馅用的甜甜的豆沙。母亲们大家围坐在大匾的四周。各人卷起 衣袖，向盘内摘取一块米粉来，捏做一只碗的形状;夹取一筷豆沙来藏在这碗内;然后把碗 口收拢来，做成一个圆子。再用手法把圆子捏成三角形，扭出三条绞丝花纹的脊梁来;最后 在脊梁凑合的中心点上打一个红色的“寿”字印子，包子便做成。一圈一圈地陈列在大匾 内，样子很是好看。大家一边做，一边兴高采烈地说笑。有时说谁的做得太小，谁的做得太 大;有时盛称姑母的做得太玲珑，有时笑指母亲的做得象个饼。笑语之声，充满一堂。这 是年中难得的全家欢笑的日子。而在我，做孩子们的，在这种日子更有无上的欢乐;在准备 做包子时，我得先吃一碗甜甜的豆沙。做的时候，我只要噪闹一下子，母亲们会另做一只小 包子来给我当场就吃。新鲜的米粉和新鲜的豆沙，热热地做出来就吃，味道是好不过的。我 往往吃一只不够，再噪闹一下子就得吃第二只。倘然吃第二只还不够，我可嚷着要替她们打 寿字印子。这印子是不容易打的：蘸的水太多了，打出来一塌糊涂，看不出寿字;蘸的水太 少了，打出来又不清楚;况且位置要摆得正，歪了就难看;打坏了又不能揩抹涂改。所以我 嚷着要打印子，是母亲们所最怕的事。她们便会和我商量，把做圆子收口时摘下来的一小粒 米粉给我，叫我“自己做来自己吃。”这正是我所盼望的主目的!开了这个例之后，各人做 圆子收口时摘下来的米粉，就都得照例归我所有。再不够时还得要求向大盘中扭一把米粉 来，自由捏造各种粘土手工：捏一个人，团拢了，改捏一个狗;再团拢了，再改捏一只水烟 管……捏到手上的龌龊都混入其中，而雪白的米粉变成了灰色的时候，我再向她们要一朵豆 沙来，裹成各种三不象的东西，吃下肚子里去。这一天因为我噪得特别厉害些，姑母做了两 只小巧玲珑的包子给我吃，母亲又外加摘一团米粉给我玩。为求自由，我不在那场上吃弄， 拿了到店堂里，和五哥哥一同玩弄。五哥哥者，后来我知道是我们店里的学徒，但在当时我 只知道他是我儿时的最亲爱的伴侣。他的年纪比我长，智力比我高，胆量比我大，他常做出 种种我所意想不到的玩意儿来，使得我惊奇。这一天我把包子和米粉拿出去同他共玩，他就 寻出几个印泥菩萨的小形的红泥印子来，教我印米粉菩萨。
后来我们争执起来，他拿了他的米粉菩萨逃，我就拿了我的米粉菩萨追。追到排门旁 边，我跌了一jiāo，额骨磕在排门槛上，磕了眼睛大小的一个dòng，便晕迷不省。等到知觉的时 候，我已被抱在母亲手里，外科郎中蔡德本先生，正在用布条向我的头上重重叠档地包裹。
自从我跌伤以后，五哥哥每天乘店里空闲的时候到楼上来省问我。来时必然偷偷地从衣 袖里摸出些我所爱玩的东西来——例如关在自来火匣子里的几只叩头虫，洋皮纸人头，老菱 壳做成的小脚，顺治铜钿磨成的小刀等——送给我玩，直到我额上结成这个疤。
讲起我额上的疤的来由，我的回想中印象最清楚的人物，莫如五哥哥。而五哥哥的种种 可惊可喜的行状，与我的儿童时代的欢乐，也便跟了这回想而历历地浮出到眼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