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君并将他的大作暨适之先生复函，影印寄下一份。在周君收到胡氏复信之后，他又续写了一篇《胡函小记》，刊于《盐业通讯》第三十二期。嗣后又收到胡氏赠书，周氏并将续写的文章和胡氏赠书扉页上亲切的题字，也影印各一份寄我。
细读周君大作，我也恍如故友重逢，因为其中一大部分，我也曾在胡家拜读过。只是事隔二十余年，实在想不起了。到哥大图书馆也遍找无着。得维亮先生之函，真大喜过望，爰附记于此，并向周先生志谢。
关于胡适之先生1952年访问台东的新闻，李敖的《评传》中的第三章《半个台湾人》，也是一篇很有趣的综合记述。
在胡传的巡台日记里——如光绪十九年八月初九日(1893年9月18日)——关于烟毒“可叹!可叹!”的记载，俱甚简略;详细而沉痛的报告，在他对上司的“禀启”里倒随处可见。
笔者当年阅读胡铁花先生遗著关于台湾烟毒一节，也特别感到兴趣，因为我的曾祖唐宗义(号信斋)也去过台湾，比胡传的旅行还要早十七年!他那时是淮军里的一个中上级军官，跟他的五叔唐定奎(字俊侯)于同治十三年(1874)率淮军渡海去台。他们的任务，据《清史稿》和张其昀先生所改编的《清史》卷四百三十二《唐定奎传》，似乎是这样的：
同治……十三年，日本扰台湾。生番滋事。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援师。李鸿章荐定奎率所部往。七月，至台湾，驻凤山。择险分屯。guī纹番社引日兵与刺桐脚庄民寻仇相哄。定奎示以兵威，日人引去。时疫流行，土卒先后死千余人……台南大定。诏褒奖。命内渡休养士卒。
就在这些士卒之中，那位青年军官唐宗义，也因为迷信鸦片可以防疫，在台湾学会了抽大烟。烟瘾愈抽愈大，最后每天非“一二两膏子”不过瘾。据说当他老人家逝世时，他住的那栋老屋里的老鼠、蟑螂、huáng鼠láng等等小动物，都瘫痪了。因为它们久居此屋，和老头子一道抽大烟，上了瘾。如今老头子死了，没有人供给免费鸦片，所以这些瘾君子们就不能行动了。
笔者未见过我这位抽大烟的曾祖，但是我却见过一些比他年轻的当年的“士卒”。他们随他一道去台湾，一道学会抽大烟;“内渡”之后又替他“烧大烟”，“偷他大烟吃”。我幼年对这批在我家吃饭不做事的“无齿”老头子们，印象特别深，因为他们吃饭时，总欢喜说“夹白，夹白”，我那时并不知道那便是走了样的安徽台湾话“吃饭，吃饭”。
唐定奎“内渡”不久，刘铭传又去了。带去的还是淮军。淮军的士卒——尤其是中下级军官，泰半是合肥人。先曾祖是否二度去台，我现在就无法考据了。只知这批渡台的淮军，一直没有全撤。后来清廷和台湾巡抚qiáng调胡传赴台，可能与他是安徽人也有点关系;倒不一定如他儿子所说的“调gān员胡传赴台”，当然他的能gān也是不能否认的。
胡传当了统领之后要qiáng迫一些老兵戒烟，结果他被这些老兵将了一军——他们要告退，请长假，要统领大人发欠饷，发遣散费，以便“内渡”还江淮原籍。统领发不出欠饷，就只好算了。这批老兵原都是江淮一带失业的贫农;投军之后，九死一生，个个都做了“兵油仔”。命对他们是不值钱的，烟倒值几文。胡统领要他们革除烟癖，哪里办得到?再读《台湾纪录两种》，想想我家里以前的一些“无齿”的老头子们，能不发思古之幽情?!
李敖的《评传》(页18—20)对“台湾民主国”的兴亡史亦有一综合的叙述，足资参考。胡氏此处所说的日月，系据阳历推算的。
初到美国(1)
——康乃尔大学的学生生活与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人士的接触
今天我想谈谈我在美国留学的各方面。这些大半都是与20世纪10年代——尤其是自1910年到1917年间——美国学生界，有关家庭、宗教、政治生活和国际思想诸方面的事情。由一个在当时思想和训练都欠成熟的中国学生来观察这些方面的美国生活，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学生大批来美留学，实是1909年所设立的“庚款奖学金”以后才开始的。原来美国国会于1908年通过一条法案，决定退回中国在1901年(庚子)为八国联军赔款的余额——换言之，即美国扣除义和拳之乱中所受的生命财产等实际损失[和历年应有的利息]以后的额外赔款。
美国决定退还赔款之后，中国政府乃自动提出利用此退回的款项，作为派遣留美学生的学杂费。经过美国政府同意之后，乃有庚款的第一批退款。1924年，美国国会二度通过同样法案，乃有庚款的第二次退款。这样才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华基金会”。这当然又是另一件事了①。
由于庚款的第一批退款，经过中美两国政府jiāo换说帖之后，乃有第一批所谓“庚款留学生”赴美留学。第一届的四十七人之中包括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其他后来在中国科技界很有建树的许多专家。第二届七十人是在1910年在北京考选的，然后保送赴美进大学深造。另外还有备取七十人，则被录入于1910年至1911年间所成立的“清华学校”，作为留美预备班②。
我就是第二届第一批考试及格的七十人之一。所以，1910年至1911年间也是中国政府大批保送留学生赴美留学的一年。抵美之后，这批留学生乃由有远见的美国人士如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协会主席约翰·穆德(JohnR.Mott)等人加以接待。多年以后，当洛克菲勒基金会拨款捐建那远近驰名的纽约的“国际学社”(InternationalHouse)时，穆德的儿子便是该社的执行书记。我特地在此提出说明这个国际jīng神，并未中断③。
像穆德这样的美国人，他们深知这样做实在是给予美国最大的机会，来告诉中国留学生，受美国教育的地方不限于课堂、实验室和图书馆等处，更重要的和更基本的还是在美国生活方式和文化方面去深入体会。因而通过这个协会，他们号召美国各地其他的基督教领袖和基督教家庭，也以同样方式接待中国留学生，让他们知道美国基督教家庭的家庭生活的实际状况;也让中国留学生接触美国社会中最善良的男女，使中国留学生了解在美国基督教整体中的美国家庭生活和德性。这便是他们号召的目标之所在。许多基督教家庭响应此号召，这对我们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实在是获益匪浅。
在绮色佳地区康乃尔大学附近的基督教家庭——包括许多当地士绅和康大教职员——都接待中国学生。他们组织了许多非正式的组织来招待我们，他们也组织了很多的圣经班。假若中国留学生有此需要和宗教情绪的话，他们也帮助和介绍中国留学生加入他们的教会。因此在绮色佳城区和康乃尔校园附近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与美国家庭发生亲密的接触。对一个外国学生来说，这是一种极其难得的机会，能领略和享受美国家庭、教育，特别是康大校园内知名的教授学者们的温情和招待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