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老朋友宋旭轩(NB12D)教授曾对庚款留学史作过一番简明扼要的记述。见宋NB12D著《旅美论丛》(台北，中国文化学院，1965年版)，第三章：《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与留美的新境界》，页89—125。
据宋文，美国于1909年至1917年间退款实额如后：
1909—1910：每年843094.90美元
1911—1914：每年541198.78美元
1915：724993.42美元
1916—1917：每年790196美元
1909—1917：合计6156370.34美元
又据胡氏口述，以“庚款”作中国学生留美费用，系出自中国政府“自动提议”，亦与宋文所引伯顿(CorneliusH.Patton)之言不符。后者说是出诸美国政府的要求，似较可信。
②参阅宋著前文。宋文附录有庚款第一、二两届学生全部名单，和第三届部分名单。又据陈启天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版)，页161，三届庚款保送留美学生共一百七十九人。
③纽约的“国际学社”(InternationalHouse)，说穿了便是一座世界各国留美学生所杂居的观光大酒店。其中嘈嘈杂杂;美式的，乃至世界各式的声色犬马，应有尽有。在第一、二次大战前后到美国来留学的学生，泰半是来自最落后、最贫穷的亚、非、拉国家。从这种最落后的地区来到美国纽约这个花花世界留学的血气未定的青少年男女，住在观光大酒店内“念书”，他们学到些什么?感染了些什么?所体验的美式生活又是些什么?将来带回到他们祖国的又是些什么?稍通教育心理者皆不难想像!胡适之先生是位有思想的哲人，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很难跳出他青少年时期所热爱的环境和岁月。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罢!
笔者虽未在“国际学社”住过一宵，但却是该社多年的“不居住社员”(nonresidentmember)。前后在该社十条街之内一住就住了二十五年。所以把这座“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庐山，可说是看得十分透彻了。它不是像一些有成见的人所批评的什么“毒化”或“奴化”，但也不是胡适之先生心目中的那么“国际jīng神”得可敬可爱!正如我国古代儒者所说的：“鄙夫有问……必竭其两端而告之!”研究我国近代留学史的有心人，对“留美”这个制度，实在应该虚心地从“两端”去看，庶能得其三昧!
④笔者旅美三十载，早年亦有与胡适之先生类似的经验，写出来与老辈经验相印证，该也是个有趣的比较。
初到美国(6)
1949年chūn初，当我衣袋内只剩七元现款，而尚欠一周房租未付之时，一位年轻而多金的中国同学向我说，他如是我，他早就“发疯”了。但是我没有“发疯”，因为抗战期间，我流làng至陪都重庆之时，一袭单衣、一双草履之外，袋内只剩半个四川大铜板(当年四川铜元，可以一切为二)。那时在重庆没有“发疯”，如今在纽约身着西装、足登革履、腕带钢表，实在无“发疯”之必要!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果然就在这人路将绝之时，忽然接到在“华美协进社”(TheChinaHouse)做事的老同学艾国炎先生的电话。他说那时纽约郊区一个教会团体，组织了一个“中国学生辅助会”，来“辅助”绝粮的中国留学生。艾君问我愿不愿接受“辅助”。这既然不是什么“嗟来之食”，我对这辅助也就欣然接受了。
当时我们接受“辅助”的中国同学一共有三十人——十五男，十五女。我们被招待到有空房间的“辅助会”会员家中寄宿，每家住一人或二人。食宿免费之外，我们还有入城火车月票，好让我们每日返校上学;另外每人每月还有三十元的午餐费和零用钱。这些都是那些辅助会的会员们捐助的。
我被招待在一对何柏林老夫妇(Mr.&Mrs.GeorgeHoblin)的家里。他们的孩子都长大了，家有余室，他们就招待我住入其家的顶楼。何君夫妇都是德裔二代移民。先生原先是一位修屋顶的工人，递升为公司下级职员。他二老知识虽不太高，但为人却极其和善，宗教信仰尤笃。他们家庭生活之有规律，实为我平生所仅见;而这一座上下四楼的花园洋房，被收拾得纤尘不染，简直gān净到我不能相信的程度!
我们住定之后，这三十家“辅助会”会员，每逢周末，便轮流招待我们，举行茶会或餐会。他们给我们的印象实在太好了。其中一位熊夫人(Mrs.ElizabethSchoen)，最近(1977年圣诞节)还和我夫妇通讯，她说她八十岁开始上大学，现在“快毕业”了。
这一批基督教会内的善男信女，他们不是传教士，也没有向我们传教。他们只是一本助人为快乐之本的jīng神，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罢了。大体说来，他们为人处世都和善热忱、诚实无欺、自爱爱人、开明民主……有说不尽的美德。在我们那时的心目中，他们简直是一群道德完美的“圣者”。笔者当时便时时反躬自省，我觉得美国之有今日的富qiáng，实在不是偶然的。郭嵩焘氏推崇19世纪的英伦，说：不期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正是笔者50年代初期对这个美国社会的感想。何柏林伉俪每周带我去教堂做礼拜。他们也不是向我传教，他们只是真心相信，好人是没有理由不做基督徒的;他二老每个月约五分之一的收入，都是捐给教会，做公益用途的。他们的教堂也有规定的日程，让新教友入教受洗。届时他们也预备介绍我入教，虽然他二老事前并没有向我提过。
孰知我天生与耶教无缘。唯独在这个星期天，我的导师约我有个聚会，因而我没有随何家去教堂，也就没有“入教”了。我那时对基督教，尤其是对这一批诚实的信徒，只有尊敬而无恶感。如不因事耽误了，我相信我那时不会拒绝入教的。三十年来我对这批美国友人的尊敬，真是始终如一。我至今相信，我当时对他们的观察是正确的。我的今日邻居，多半也还是这种人。但是今日我也知道，这也只是复杂的美国文明中的“豹之一斑”。它只是新英格兰(NewEngland)和纽约郊区，白色新教徒中产阶级，尤其是所谓WASP阶级，“衣食足，礼义兴”之后生活方式的一环。我们如果把这一环当成全貌，那就难免以偏概全了。
胡适之先生乃至和胡氏同辈的有观察力、有学养的老辈留学生，他们言必称美国，并不是如一般洋奴大班的“崇洋”。只是他们早年，乃至暮年，对美国基督文明的感染，就始终没有跳出笔者上述的那个阶段。
胡先生那一辈的留美学生，可以说全是中国士大夫阶级里少爷小姐出身的。他们漂洋过海，又钻进了美国WASP的社会里来，心理上、生活上，真是如鱼得水，一拍即合。但是这个WASP的社会比他们原有的腐败落伍的士大夫生活要合情合理得多;换言之，也就是“现代化”得多了。见贤思齐，他们难免就自惭形秽。至于WASP幕后还有些什么其他的花样，又怎是胡适当年这批二十来岁的中国青年所能体会的呢?也更不是后来一些隔靴搔痒的名流学者们所能透彻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