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个“大学者”、“大使”、“大文豪”……总之是个大“有成就”的人。可是这个世界里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可说是“没有成就”的普通人，因而这个美好的世界原是我辈“没有成就”的人的世界;“有成就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少数民族”。所以我们的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是应该教育一个人怎样做个“没有成就”的普通人，一个平民，一个光头老百姓。
做个光头老百姓最重要的条件是做个正正派派、有正当职业、养家活口、快快活活……当兵纳税的好公民。但是“正当职业”不是完全受个人兴趣指挥的，它要以社会、国家和团体的需要而定。“中学生”之中，文才横溢的“小鲁迅”真是千千万万;但是社会上对“鲁迅”的需要量(着重个“量”字)便远不如对“会计师”、“绘图员”、“水喉工”等等的需要量大。如果一个“中学生”听了胡适的话，此生薄会计师而不为，非“鲁迅”不做，岂不是误人误己?为此他的“爸爸”、“妈妈”、“爱人”劝他视社会的需要，做实际一点的“择业”，难道还不是逆耳的忠言吗?
再者在今日发展中的社会里，有高度诗人气质的天才，未始就不能做个有训练的会计师。做个会计师，一天八小时之后，行有余力，仍可大做其诗，为什么一定要做“诗人”才能做诗呢?
总之，胡适之先生那一辈的老知识分子，头脑里始终未能摆脱科举时代的旧观念。受教育的人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锥处囊中。他们不甘心做个普通人。但是在一个已发展的社会里，九年国教，人人可受，谁非知识分子呢?如果每个知识分子都要“立志”发展天才去做李白、杜甫、毕加索、胡适、爱因斯坦，那么这世界还成个什么世界呢?
就在我帮助胡老师写这段自传时，我的儿子光仪便在这个时期出世了。我在医院的走廊里夜半无事，曾试填一首“训子”小词，以为消遣。其中有几句说：“……餐馆也好，衣馆也好，报馆何嫌?凭尔双手，自食其力，莫赚人间作孽钱!……”这虽是个没出息的爸爸，对他儿子没出息的希望，那也反映我当时追随胡适之先生学习的心境。一个读书的人，教个小书，谋个温饱，不是很心安理得吗?为什么一定要出人头地“不超人，毋宁死”(一个老朋友的座右铭)呢?多难的祖国，不就是被一批“超人”们搞糟了的吗?
今日笔者所服务的纽约市立大学，所采取的仍是和康乃尔当年类似的制度。康大以前叫“程序”(sequence)，我们现在叫“主修”(major)。学生在某系，读完经系主任所认可的二十五个学分之后，便算是该系的“主修”了。笔者年前承乏市大亚洲学系时，学生——尤其是亚裔或华裔——有申请本系为“主修”者，我便力劝他们“兼修”另一科系，并与其他科系洽商允许该生“双修”(doublemajor)或“三修”(triplemajor)，这也就是胡适之先生当年所谓“两个或三个程序”一样的意思。笔者对学生的劝告，也就是胡先生要中学生“不要问”的“爸爸、妈妈和爱人”的劝告。我坦白地告诉我的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学历史或亚洲文化，在美国是没饭吃的。我劝他们“兼修”一点计算机、教育或会计一类“实际一点”的课，以便大学毕业后好去“谋生”。如此，我也自觉稍减“误人子弟”的内疚。
胡适之先生如仍健在，他听到笔者对学生的劝告，一定大不以为然。因为胡先生所要教的是一些将来和他(具体而微)一样“有成就”的学人专家;笔者所要教的则是一些和我一样“没有成就”但却有个“正当职业”的普通人。
青年期的政治训练(1)
公开讲演的训练
在我为中国问题四处公开讲演之时，我却没有受过做公开讲演的正式训练。所以在1912年的夏天，我就选修了一门训练讲演的课程。这是一门极有趣味的课程。我的老师艾沃里特(Everett)教授是一位好老师。暑校是从7月初开课的。当我第一次被叫上讲台做练习讲演之时，我真是浑身发抖。此事说也奇怪，在此之前我已经讲演过多少次了，但是这一次却是在课室内第一次被叫上台。那天虽然是盛暑，天气极热，但是我仍然浑身发冷、发颤;我必须扶着讲台，始能想出我预备的讲稿。艾教授看我扶着台子才能讲话，第二次他再叫我时，他便把台子搬走了，当然我也就无所依据。因为要忙着想我的讲词，我也就忘记我的腿了，它也就不再发抖。这样便开始了我后来有训练的讲演生涯①。
我在康乃尔时代，讲演的地区是相当辽阔——东至波士顿，西及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这个区域对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一个外国学生来说是相当辽阔的了。为着讲演，我还要时常缺课。但是我乐此不疲，这一兴趣对我真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
在我大学四年级那一年，我获得卜郎吟文学论文奖金(HiramCorsonPrizeonRobertBrowning)②。该项奖金原是英国文学教授，也是卜郎吟生前的好友，考尔逊(HiramCorson)所设立的。考氏曾在康乃尔大学教授卜郎吟诗。我用不具真姓名的方式写了一篇《捍卫卜郎吟的乐观主义》(IndefenseofBrowning'soptimism)的论文投稿应征。那时我因为[转系的关系]留学的生活费被减缩，同时我还要抽点钱接济母亲，所以生活甚为窘困③。这宗五十元的文学奖金对我真是雪中送炭。再者由于一个中国学生竟然得了一个卜郎吟文学奖，当时竟然变成新闻。纽约各报刊都加以报道。这样一来，我这位薄有微名的讲演者也颇为人所称道，所以连当时美国文化重地的波士顿市内的“卜郎吟学会”(BrowningSociety)也请我去讲演，这就是我讲演的地区一直延伸到波士顿的原委。
虽然这些讲演对我因为要充分准备而荒时废业，但我从无懊悔之意。后来在我教书期间，纵使有些课我已教了很多年，上课之前我仍然是彻底地准备;其后纵是个把钟头的功课，我从不毫无准备地贸贸然上堂，虽然这种准备工作往往要花去好几个钟头。
当然我也受讲演之累。其中最明显的一次，便是在我就读研究院的第二年(1915)时，我的奖学金被校方停止了。
康乃尔大学的哲学系亦名“塞基哲学院”(RussellSageSchoolofPhilosophy)，其基金原是罗素·塞基家庭捐资设立的，并另设塞基哲学奖学金以资助哲学研究生。我进康乃尔大学研究院时本来就领有该项奖学金。但是当我于1915年申请延长时，却被校方拒绝了。那专司审查奖金候选人的指导委员会主席索莱(FrankThilly)教授便坦白相告，说我在讲演上荒时废业太多，所以哲学系不让我继续领取该项奖金。
在我当学生时代，我便一直认为公开讲演对我大有裨益。我发现公开讲演时常qiáng迫我对一个讲题做有系统的和合乎逻辑的构想，然后再做有系统的又合乎逻辑和文化气味的陈述。我时常举出“儒教”这个目为例。所有中国学生大致都知道或多或少有关儒教的教义，但是他们对儒教的了解多半流于空泛、少组织、无系统。假若一个中国学生被请去做十分或二十分钟有关儒教的讲演，只有在这种场合，他才被迫对这题目打个草稿，并从事思考如何去表达自己。他先要想从何说起，想出他自己的意思，他对这题目的认识和印象，然后再加以合乎逻辑的组织，好使听众了解。这样一来，他也可帮助他自己对这一题目做前所未有的更深入的思考，他将来对这一题目做更广泛的研究，也就以此为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