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期的政治训练(3)
以上便是我个人对“世界主义”的亲身体验。我特别想谈谈，在那些年的动乱世界里，我自己那些年投身于世界和平运动中的个人活动。我在美国留学前后七年，自1910年至1917年。最初四年尚无战事;后三年——1914年至1917年——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亦即美国参战前的三年。这三年也是中国国运中最受考验的三年，因为中国当时承受了日本不断的压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年，英日两国结为同盟。日本既为英国的盟国，第一次大战爆发时，日本也就以英国的盟国关系而对德作战，向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进攻。
占领了青岛之后，日本复于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日本的要求本是秘密提出的，结果这一秘密被“泄漏”了，由美国新闻界传了出来。我想这是中国外jiāo部故意把它泄漏的⑦。消息既出，则全世界也就注视到中国对这项无理要求的反应，所以当我留美的最后三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三年，也是中日邦jiāo上最不愉快的三年，我个人对当时的国际问题也颇加思索。
其后好多年，我都是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原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这两位中国古代哲学家，对我的影响实在很大。墨子主“非攻”，他的“非攻”的理论实在是篇名著，尤其是三篇里的《非攻上》实在是最合乎逻辑的反战名著;反对那些人类理智上最矛盾、最无理性、最违反逻辑的好战的人性。
老子对我的影响又稍有不同。老子主张“不争”(不抵抗)。“不争”便是他在耶稣诞生五百年之前所形成的自然宇宙哲学之一环。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他一直主张弱能胜qiáng，柔能克刚。老子总是拿水作比喻来解释他的不抵抗哲学。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qiáng者，莫之能先!”
老子对我幼年的思想影响很深。记得我在1909年(清宣统元年，己酉)作了一首咏“秋柳”的诗。这是一首绝句，在这诗前的小序上，我写道：“秋日适野，见万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质，际兹高秋，独能迎风而舞，意态自如。岂老氏所谓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赋之。”⑧
我作这首小诗还不满十八岁。我引这篇小序来说明我幼年便深受老子的教义和墨子非攻哲学的影响。
后来在学生时代，我读了耶稣教的《圣经》，尤其是《新约》。在《福音》里我体会到对邪恶魔鬼不抵抗的基督教义，以及人家打你右颊，你把左颊再转过去让他打的道理，都和我国老子不争的理论有极其相同之处。加以我又认识一批[极端反战的]教友派的朋友，使我对幼年的信仰益发深入。所以我个人对不抵抗主义的信仰实发源于老子、耶稣基督和教友派基督徒的基本信仰。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了。这一年我正由康乃尔大学毕业。那时我已对国际和平运动十分热心了，并与当时一些活跃的和平运动人士如乔治·讷司密斯(GeorgeNasmyth)、路易·陆克纳(LouisP.Lochner)、约翰·墨茨(JohnMetz)等人往还。讷司密斯是康大物理系刚毕业的一位教友会家庭出身的青年。康乃尔结业后，他便在波士顿的“和平协会”(PeaceFoundation)工作。陆克纳则任“世界学生会总会”的总书记。约翰·墨茨则是一位德国籍的和平主义者。和他们往还，使我深信，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里，和平是可能实现的。所以当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间爆发时，我真是惊诧不置!震悸之余，我实在不相信战争真会打起来。因此我花了好多天时间去阅读和研究这场战争如何爆发的前因后果，并写成一篇长文保存在我的日记里作为我自己的参考。我阐明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形成之经过，以及德国如何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终使英国对德宣战。比利时的中立便是个不抵抗哲学的具体例证。关于比利时的抵抗德国的智与不智的问题，那些和平主义者之间，颇有争论。所以比利时为中立被犯而奋起抗德一事，实是对不抵抗哲学活力如何的一个实际考验。
一年之后中日之间又发生冲突了，日本以战争威胁中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自1915年2月底至5月初，中国留学生为此热烈讨论。通过《中国学生月报》大家主张对日作战。“对日本立刻开战”便是当时的口号。我为此事甚为焦虑，所以我决定向全体同学写一封公开信。让我引一段信上的话以显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战争意志，以为我个人的态度和我个人对全体同学的忠告。我的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亲爱弟兄们：
从上期[中国学生]月报上所表现的[抗日]情绪来看，我恐怕我们都已完全昏了头，简直是发疯了。有一个同学会竟然主张：“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纵使是W.K.钟君(译音)这样有成熟思想的基督徒，也火辣辣地说：“纵使对日作战不幸战败而至于亡国——纵使这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也只有对日作战!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可循……让我们对日抗战，被日本征服，做比利时第二!”纵使是本刊的总编辑，他在社论上曾忠告我们说，感情冲动实无补于对当前国难的研讨;我们除运用感情之外，也应诉诸理智——纵使如此主张，他在本刊的另一页上也认为：“中国人如今只有对日作战(毫不迟疑地对日作战)，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从上面这一段可以看到当时我的同学们主战的情绪了。因此在我的公开信上，接着便陈述我个人对大家的忠告。我说：
这些在我看来简直是不折不扣的疯癫。我们都情感冲动，神经紧张——不是的，简直是发了“爱国癫”!弟兄们，在这种紧要的关头，冲动是毫无用处的。情感冲动，慷慨激昂地爱国呼号，和充满情绪地建议条陈，未尝有助于任何国家[的危难]。谈兵“纸上”对我辈自称为“[留]学生”和“gān材”的人们来说，实在是肤浅之极。
青年期的政治训练(4)
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分，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地继续我们的学业。充实自己，为祖国力争上游，如祖国能度此大难的话——这点我想是绝无问题的;或者去为祖国起死回生，如果祖国真有此需要的话!
弟兄们，这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我敢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们拿什么去作战呢?我们的总编辑说，我们有百万雄师。让我们正视现实：我们至多只有十二万部队可以称为“训练有素”，但是装备则甚为窳劣。我们压根儿没有海军，我们最大的兵船只是一艘排水量不过四千三百吨的第三级的巡洋舰。再看我们有多少军火罢?!我们拿什么来作战呢?
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