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第一步的努力并不是企望建立一个有奢望的世界宪法，而只是把与这一[保卫世界和平]问题有关的一切事实，公诸世界，使其得到一个更广阔的公共了解。要把我们的大原则化为政策，我们的第一要务便是把我们和德意志的分歧之点究在何处，摊开来讲个明白。事实上直至今日，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和德国的分歧究在何处呢!我们要先从英语国家开始，来举办一个核心小组讨论;然后再包括法国、俄国和德国来[共同]试探设立一个欧洲协约的组织，不能只坚持那动摇不定的势力平衡的延续。这一“协约组织”一定要一小部一小部地组织起来，直至那些对今后美好生活有共同信念的各个背后有足够的武装，来qiáng制制止那些黩武而自以为是的[国家和人民对外的]侵略行为[然后再试行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用武力防卫和平的具体组织]。
注释
①笔者这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三四十年代在国内受大中学教育时，震于胡适之、蒋廷黻诸先生的盛名，总以为他们对中西语文的运用都是得心应口、白璧无瑕的。及长亲炙教诲，才知道幼年时代的幻觉与真实相去甚远。我第一次听到蒋先生在联合国大会讲演，他那一口的宝庆英语，殊出我意料之外。胡先生英语的发音远在蒋氏之上，但是胡先生英语讲演时的中国“腔”(intonation)，也是相当的重。他二人都是十八九岁以后才正式运用英语会话的，因而英语也就始终是他们的“第二语言”，说起来总归不像早期留学的“幼童”们，或现在“进美国学校”的孩子们说得那么自然。
语言这个东西本是人类生活中最难掌握的技巧之一。学习它也有一定的年龄限制。男人家在十五六岁以后才正式开始学，总归是学不好。我国的文法科留学生中大凡中文有相当造诣的，西文则很少能达其巅峰，反之亦然，这都是因为幼年很难双语兼修。“四美具，二难并”，使中西语文写说均佳，真是谈何容易。胡适之先生的治学和讲学，虽然仍以中文为主，像他那样能对中英双语两得其平的留学生，也真是出类拔萃的了。
②卜郎吟(RobertBrowning，1812—1889)，胡氏在后来著作中有时亦音译为“白郎宁”，然在其《留学日记》中则用“卜郎吟”。笔者因本篇所讨论的问题多与《留学日记》中所讨论的有密切关系，为便于读者查对，故本篇所用译名均尽量采用《日记》中的译名，以免混杂。
卜郎吟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诗人，死后陪葬西敏寺。其诗以乐观主义见称于时，其格调甚合乎我们这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胡适之先生的口味。胡氏曾以“骚体”译其诗，尚称切贴。不过卜氏却没有胡适之先生乐观得那么理智。他的纯情主义的倾向使他与一位全身瘫痪的女诗人伊丽莎白·巴瑞特(ElizabethBarrett，1806—1861)由热恋而结婚而情奔，一时传为佳话。他二人婚后所写的“商籁体”的情诗，则尤为脍炙人口。
③胡氏原以公费学农。康乃尔农学院因系州立，不收学费。然学生如中途退学或转学，则必须补缴学费。所以胡氏在二年级转学时，中国留学生监督乃自其生活费中分期酌扣若gān，以补所欠。那时的庚款留学生，学杂费之外，每月生活费为八十美元，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大数目。
美金当时的购买力，恐在今日(1978)十倍左右。今日若有留学生能月领八百美元“生活费”，岂非富人?!
再拿当时的中国生活费用作比：斯时一美元约合中国银元(“袁大头”或“墨西哥鹰洋”)两元五角上下。适之先生的同乡张恨水先生那时在芜湖一报馆做编辑，月薪仅银洋六元(约合两块多美金)，还要养家活口!(见《张恨水自述》)
青年期的政治训练(9)
所以那时公、自费留学生一旦出国，真是立地成佛。昨日还是牧牛儿，今日便可衣锦披朱，到相府招亲去了。这样一群花花公子，镀金返国之后，要做什么样的“大事”或“大官”，才能继续他们在国外当学生时代的生活水平呢?因而回国的留学生如维持不了以前的标准，则难免自叹“怀才不遇”、“食无鱼，出无车”了。维持得了的，则其享受难免还要升级。如是则中式仆妾副官，西式汽车洋房……做起了中西合璧的大贪官、大污吏而视为当然。由留学生变质的官僚，因而逐渐形成一个标准的职业官僚阶层(professionalbureaucrats)，他们眼中哪里还有汗滴禾下土的老百姓呢?结果弄到民不畏死，铤而走险，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笔者读史而发此感慨，绝无意批评老辈。这只是个“时代问题”和“制度问题”，足以发人深省罢了。个人的行为原只是沧海之一粟;在社会行为的整体中，只是随波逐流，奚足臧否?
再者，笔者这一辈，原也只是前辈的余波，我们这批抗战期间没有被敌机炸死，或肺病、疟疾害死的草鞋青年，胜利之后，形容枯槁，衣不蔽体。可是一旦榜上有名，偷得国家一笔外汇(不论公费自费，自己都可不花一文)，转眼之间也就西装革履，钢笔手表，“三机”俱全(照相机、留声机、打字机);对镜自窥，居然也是堂堂一表的镀金青年，阿Q心理，谁人没有呢?如果时代不变，学位如常，留学返国之后，职业上得意与不得意之间还不是向“老辈”看齐?管他老百姓死活!这原是时代的悲剧;时代不变，留美学生有几个会对着镜子诅咒自己呢?
笔者在认识胡老师的初期，还是个在美国“山上”打工的“查莱”(美国人鄙视华工的俚语)。记得那时我的工作是每日十二至十四小时，每周七天，周薪是四十五元，但是和我同工的另外一个“查莱”对我且有点羡慕和不平之感，因为他是“跳船的”，没有“身份”;做我这样的“工”，他还得躲躲藏藏，并向“介绍所”不断送钱，以便有眼线的介绍人，随时通风报信。一旦“有吏夜捉人”之时，他可有准备地来个“老夫逾墙走”!因而他看到我这个通宵呼呼大睡、夜半敲门不吃惊的“留学生”，真是既羡慕，又嫉妒。
所以我后来听到适之先生说，他在1912年，每月八十元的生活费被扣掉十五元而大哭其穷之时，我不觉学着一句四川话向他老人家说：“胡老师，你穷啥子啊!”可是我这句四川话，胡老师一直未听懂，因为他未到过四川，也没有害过肺病或疟疾，更没有在美国上过“山”啊!
庚款留学生是近七十年来我国建国的栋梁之材。但是这些栋梁和一般中国老百姓距离多远啊!
④汪jīng卫在为《总理遗嘱》撰稿时，他为着行文声调铿锵，乃选了三部中山遗著排列成：“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其实他漏列了的《民权初步》，其重要性实不在上述三书之下，甚或有以过之。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最高层领袖中，凤毛麟角的modernman;是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他了解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开会，会中如何决议，决议后如何执行。这一点点如果办不到，则假民主便远不如真独裁之能福国利民。中山先生之所以亲自动手来翻译一本议事规程的小书，而名之曰《民权初步》，就凭这一点，读史的人就可看出中山先生头脑里的现代化程度便远非他人所能及。汪jīng卫在《总理遗嘱》中之所以漏列此书，显然是说明汪氏认为这种小道何能与“总理遗教”的经典并列?殊不知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运动中所缺少的不是建国的方略或大纲，而缺的却是这个孔子认为“亦有可观”的“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