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东北一段时期往各地旅行考察，备历艰险。在1883年(光绪九年)一次[兼查十三道，NDA24牙河地势]途中，一行人员在森林中大雪迷路，三日不得出。gān粮已尽，计无可施。此时父亲忽有所悟，他叫随行人员去寻觅一条山涧，然后循山涧而下。因为山涧总归会流出山区的，循山涧找出路，应该是不会错的。于是他们找到了一条山涧，循涧而下，终于脱险。为此，父亲曾做了一首诗，以为纪念。四十年后，当我在1919年发表一系列有关实验主义的讲演之时，我还举出这个例子，来诠释约翰·杜威在他《思维术》里所阐明的理论。
自1881年以后，父亲便一直致力于公务。自1881年至1886年，他在东北服务六年。1886年先祖母逝世，父亲返里奔丧。翌年又转广州依广东巡抚吴大。吴派他去海南岛视察，并报告全岛土著状况，做可能开发的筹划。父亲于此行所保留的详细日记，后来曾发表于专研地理学的《禹贡半月刊》。
1888年(光绪十四年)，huáng河在郑州一带决口。吴大NDA49自粤奉调任河道总督;设督署于郑州，监督堤工。父亲乃随吴去郑州。在此期间父亲亦记有详尽日记，记录构料、修堤等工作。当年的河工不但极其腐化，且有各种迷信掺杂其间。迷信之一便是崇奉水蛇、虾蟆为“河神”。
父亲在治河时期日记里便做了十首《郑工合龙纪事诗》，其中的一首便坦白地批判这迷信之无稽。下面便是这首诗的原文：
纷纷歌舞赛蛇虫，
酒醴牲牢告洁丰。
果有神灵来护佑，
天寒何故不临工?
我引这首诗来说明我父亲生命里富于学术的一面。他是笃信宋儒的，尤其崇奉程颢、程颐和朱熹，是所谓“理学”。由于业师刘熙载先生的教诲，我父亲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对大清帝国内当时所流行的宗教，予以严肃的怀疑与批判。
由于襄赞治河的劳绩，吴大NDA49乃保举父亲以直隶州候补知州分发各省候缺任用。1889年(光绪十五年)父亲自郑州请假返籍探亲。便在这一次短暂的探亲假期，我父母就在原籍结婚了。婚后父亲乃携眷返郑州继续治河。翌年，父亲乃离开河南任所往北京等候签派新职。当年合格官吏的选派，多凭抽签决定。父亲抽得往江苏省候补的签，这在当时实在是最好的机会了。所以在1890年到1891年两年之间，我父母均住在江苏省会所在地的苏州;后来又被派往上海，担任“松沪厘卡总巡”。我便是1891年12月在上海出世的。就在这一段时期里，父亲已有“能吏”之名，所以其他各省当局，对他也就竞相延揽了。
在台湾任知州和统领
1892年，不但是我父亲原任所在的江苏省署，就是广东省署和新设的台湾省署，都纷纷奏请朝廷想调请父亲前往各该省任职。但是北京中央则循新任台湾巡抚邵友濂之请，调父亲去台湾任职，盖当时台湾省治新设，需要人才甚急，所以北京吏部乃遴选gān员胡传，前往台湾，襄赞省政。奉命之后，父亲不得已只好暂留眷属于上海，于1892年只身赴台。其后在台湾一直任职达四年之久。
在台任职期间，父亲曾巡视全岛各地，并代邵巡抚亲往澎湖列岛视察军务。他的巡台日记，以及对邵巡抚的禀启，均曾由今日的“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付印出版。
我的父亲(3)
父亲因为深谙地理之学，根据所学加以判断，他认为当时全台各地的防御工事，例如各地的pào台，对台湾的实际防御均无补于事。在[1885年]中法战后，我国南洋海军全毁，台湾门户dòng开，全岛实际上无防御之可言。所以他在向省署的禀启中，坦白指陈当时散置全岛各地各种零星防御工事，以及落伍逾龄的各种武器，和那些装备训练均感不足的武装部队，全属làng费。父亲乃禀请省署将这些无用的设施，全部废弃。另行训练一支小型海军，以为全岛防务之用B23。
父亲在全岛旅行视察之后，由于当时防疫设备不足，乃染上疟疾，卧病甚久。和他同行的仆役亦同染疫疠，甚至无一人生还!
1892年，父亲又受委管理全岛盐政，半年之内便有很多的兴革。最近一位盐务专家便曾根据父亲有关盐政的报告，撰文研讨父亲当年对台湾盐政的贡献。
1893年(光绪十九年)父亲又受[台湾藩台唐景崧]牌委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台东当时是台湾唯一的一个直隶州。他接任只有一天，台东的后山驻军统领——可能因为心脏病猝发——突告病故。邵友濂巡抚乃委派父亲兼领台东后山军务。所以当我在1952年访问台东时，台东父老仍然记得我的父亲是位武官——胡统领，而非文官——胡知州。
在父亲统军期间，他发现全军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官兵吸食鸦片。因为那时台湾疟疾流行，军中官兵误信鸦片可以防疟，所以几乎全军吸毒。父亲最恨吸毒，故极力使全军戒毒。这些事，在他的巡台日记里都有详细的记载。
就在父亲在台湾担任统领这段时间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我军战败。qiáng大的北洋海军全部为敌所毁。当北洋海军于1894年全军覆灭时，我父深知台湾已无法防守。如众所知，1895年中日马关和会时，我国把台湾割让于日本作为赔偿。所有清廷派来台湾的官吏，均奉召返回大陆。
可是台湾居民却qiáng烈反对，尤其是当地士绅，他们群起吁请巡抚唐景崧制止割让，并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选唐景崧为“伯理玺天德”(总统)。这个“民主国”事实上只存在不过数周——甚或只有几天——就完结了，但是台湾的抗日运动却延续至数月之久。
父亲迟至1895年6月25日始离职返国。此时大陆与台湾电讯已断。土著与土匪又纷起滋事。所幸父亲在台时颇有政声，所以尚能沿途通行无阻，返回台湾临时省会所在地[台南]。这时他已染了严重的脚气病，两腿浮肿，不能行动。但正如上节所提，父亲行政才能曾历经上峰嘉许，所以此时的新军事领袖刘永福将军，仍坚留我父在台继续服务。刘氏是前任巡抚和“伯理玺天德”离台后，全岛唯一的军事领袖，那时尚统治南部半个岛。父亲在台直病到不能行动的情况之下，刘氏始允许他离台内渡。父亲于1895年8月18日离台，8月22日病故于厦门——他成为“台湾民主国”的殉难者之一B27。
下面是父亲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6月20日所立的遗嘱。虽然那时和他共患难的家人，都已离台赴沪，我二哥嗣NC073尚随侍在侧。遗嘱的全文如下：
予生不辰，自弱冠以后，备历艰险，几死者数矣。咸同之间，粤寇蹂躏吾乡，流离播越，五年之久，刀兵、疠疫、饥饿三者jiāo迫，屡濒于危而不死。在婺源覆舟于鹅掌滩下，亦幸不死。光绪癸未正月，在宁古塔奉檄由瑚布图河历老松岭赴珲chūn与俄罗斯廓米萨尔会勘边界，中途遇大雪，失道误入窝棘中，绝粮三日不死(窝棘者译言老林也)。乙酉，署五常抚民同知，八月廿三日，马贼猝来攻城，城人逃散，予以十三人御之，幸胜而不死。丁亥，在粤东奉檄渡海至琼州察看黎峒地势，自琼而南，直穿黎心以达崖州，染瘴病困于陵水，亦不死。壬辰之chūn，奉旨调台湾差委，至则派查全省营伍，台湾瘴疠与琼州等，予自三月奉檄，遍历台南北、前后山，兼至澎湖，驰驱于炎蒸瘴毒之中凡六阅月，从人死尽，而予独不死。今朝廷已弃台湾，诏臣民内渡，予守后山，地僻而远，闻命独迟，不得早自拔，台民变，后山饷源断，路梗文报不通，又陷于绝地，将死矣!嗟呼，往昔之所历，自以为必死而卒得免于死，今者之所遇，义可以无死，而或不能免于死，要之皆命也。汝从予于此，将来能免与否，亦命也。书此付汝知之，勿为无益之忧惧也。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0日)书台东镇海后军中营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