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他就是埃德加·斯诺，一个在中国崭露头角、风华正茂的美国青年，一个后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到中国来出任社jiāo秘书，并非海伦的最终目的。她想见到斯诺，并且也想像他一样向美国人民，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她深信自己有能力超过他。
来到中国的当天，她便与斯诺联系，斯诺安排在沙利文咖啡馆与她见面。沙利文咖啡馆位于今天的南京东路223号(原建筑于八十年代拆除，今为华东电管局大楼)，是当年在上海的外国人喜欢光顾的地方，斯诺与宋庆龄的第一次见面，也由史沫特莱安排在这里。
斯诺一见到海伦便爱上了她，几个月的追求后，海伦决定嫁给他，她也暂时放弃了最初要赶超斯诺的想法。海伦·福斯特成了海伦·福斯特·斯诺。斯诺还为海伦起了一个笔名:尼姆·韦尔斯。后来她撰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都用了这个名字。
在给父亲的信中，斯诺第一次提到海伦，他称她是“可爱的女孩”。他说:“她很想成为亚洲的女皇，于是穿上旱冰鞋来到亚洲。她是个狂热而莽撞的姑娘，但总是乐观快活，兴致勃勃，而且她非常聪明。”
海伦希望他们的婚礼仪式能赶在圣诞节那天中午在东京举行。海伦赞赏东京美丽而gān净。斯诺满足了海伦的愿望。他们乘坐日本轮船前往东京，开始了蜜月旅行。他们的结婚仪式如期在圣诞节这天的中午，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里举行。为他们主持仪式的使馆官员，是与斯诺在上海曾经同住过一个房间的朋友埃利森——后来的驻日大使。
斯诺和海伦共同的未来，从这里开始起步。他们将共同创造影响世界的事业。
新婚之后，他们于1933年1月从上海搬到了北京。谁能想到，这对特意赶到东京举办婚礼的美国夫妻，很快在北京成了主张抗日、反对投降的中国大学生们可以信赖的朋友。而且，1935年北京大学生们的“一二·九”大游行，是在他们家中酝酿、策划;是他们将学生们的要求和主张传播出去，斯诺还第一次用他的电影摄影机拍摄下学生演讲、游行的历史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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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相比，不少外国人更喜欢古老北京的安适、悠闲。他们喜欢这里的城墙，喜欢遍布城里城外的王府、园林和皇宫废墟。当南京成为新的首都之后，这里被改名为北平，但大多数外jiāo使团仍然愿意把大使馆设在北京的东jiāo民巷。住在这里的外国人，也还是愿意称这里是北京而不是北平。
斯诺夫妇也走进了这种生活。在北京定居后不久，斯诺在给父亲的信中曾这样说过:“我认为，北平仍然是北京，不管南京那帮家伙管它叫什么。”
斯诺爱赛马，海伦喜欢跳舞。他们到北京饭店的楼顶，出席这里经常举办的外国人舞会。海伦喜欢跳华尔兹舞。她让斯诺陪他到舞会平台去，她不让他跳，而是让他在一旁欣赏她的美丽舞姿。
1934年初，出任燕京大学董事会主席的银行家吉米，在燕京大学附近的海甸修建了一座房子，答应租给斯诺夫妇住。这座房子靠近颐和园，在斯诺夫妇看来，那里是具有历史感的地方。斯诺高兴地写信告诉姐姐:“我们有一英亩地的花园，种着果树、蔬菜、常青树、葡萄树。”“院子里有游泳池，我们有自己的供水系统，这是房主安装的。”他们有电灯，两个浴室。“在院角我有一个书房，在窗户前我能看到颐和园，那曾经是供皇帝游玩的禁地。我能看到西山落日，柳树映衬着天空，在城市外面，蓝天清澄。真让人无法安心工作。”
住在这里，更重要的当然不是每天可以欣赏颐和园的落日，而是靠近燕京大学校园，使他们有了更多接近中国学生的机会。斯诺在新闻系任教，海伦去学哲学，俩人还一同到清华大学听中国哲学教授冯友兰的课。斯诺还在一个中国助手的帮助下翻译鲁迅的小说，海伦则研究燕京大学的学生作家萧乾、杨刚的小说，萧、杨二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的著名记者。
燕京大学美丽的校园让不少人陶醉。从伦敦来到燕京大学学习中文的新西兰人贝特兰，认为这里是他所知道的“最美丽的大学环境之一”。“这些漂亮的姑娘们，穿着色彩斑斓的开衩的旗袍，在运动场上端庄地骑着自行车，小伙子们则穿着美国校园式样的运动衣和套衫。”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的贝特兰，后来成为斯诺夫妇的好朋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以记者身份出现在西安事变的现场。
但当时的北京并不平静。美丽的燕京大学校园里，来自东北的流亡学生怀念故乡的歌声，深深打动着每一个同情中国命运的异邦人。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斯诺能理解这些流亡者的心情。1931年沈阳爆发“九一八”事件后，他曾奔赴东北采访，亲身感受过失去家园的中国人的痛苦。
日子一天天过去，东北学生思念沦陷故乡的心情越来越重。北京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日本企图侵吞华北进而占领中国的野心一天天显露出来。
1935年6月1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河北省、北京、天津完全处在日本控制之下。11月26日，国民政府迫于日本压力，决定撤消北平军分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日本人暗中策划的所谓“华北自治”，就要变为严酷的现实。
后来成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美国人费正清，此时也住在北京。他和斯诺夫妇是朋友，常常互访，还一起在北京饭店的屋顶花园跳舞。他亲身感受到了1935年下半年北京城里日益弥漫的紧张气氛:
1935年末，北京到处流传日本人要来进攻的消息。狡猾的日本军队采取了jīng神困扰的战术。一小队日军在一名骑着高大战马的下级军官的率领下，经常从北京的胡同耀武扬威地通过。日本军队在北京正南面铁路联轨站丰台进行进攻性的野外演习。他们利用中国傀儡政府控制京津地区，筹备建立所谓伪满属下的“华北国”。国家危若累卵，偌大的华北已放不下一张课桌。
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严重关头，从英美回国的一代学人在北京的各大学里均处于中流砥柱的地位，“五四”时期的qiáng烈的爱国热情激励着他们。此时，他们正计划把学校各系和图书馆迁到南方，用船运走图书和设备。一个个大学就这样眼睁睁被拆散。学生模样的人们把尚未登记编目的书籍搬出清华图书馆，我只有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们。
(引自《费正清自传》)
作为学者的费正清感到无可奈何，但斯诺夫妇却不愿沉寂。他们要有所作为，他们不愿意只是当一个旁观者，或者仅仅是报道新闻的记者，他们要站在中国人的一边，和中国人一起在古城里呐喊。
1930-1935年第23节 在古城呐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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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费正清在清华大学校园无可奈何地看着学生把书籍搬出图书馆，准备运往南方时，斯诺、海伦已经从海甸搬进了位于北京东城的盔甲厂胡同十三号，和一位瑞典地质学家合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