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生被驱散开时，警察到狭窄胡同里追赶零星者，凶bào地用皮带和刀背抽打他们。许多人受了伤，其中一些人据信伤势严重。现场一位记者看到多到五六位健壮警察残忍地毒打一位学生。该记者有两次成功地制止了毒打，不少其他外国目击者也同样如此。
斯诺还爬上前门城楼，用他那架新的电影摄影机拍下了游行场面，是他为“一二·九”运动留下了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
在此期间，斯诺通过史沫特莱，设法把学生们的信寄给在上海的宋庆龄，并把她的回信转jiāo给学生。在信中，宋庆龄敦促学生们继续采取行动。
1930-1935年第24节 在古城呐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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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入斯诺家中的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中，有一位叫王汝梅，他就是后来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jiāo部部长的huáng华。后来在接受《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的作者托马斯采访时，huáng华承认，学生运动具有某种自发性，他和其他思想左倾的学生，可以秘密接触到共产党的文件，了解共产党的思想，但他们与共产党的直接联系，仅仅是通过个别学生中的共产党员。
在12月9日游行后的一天，huáng华带着一位神秘人物来到斯诺家中，他叫俞启威，英文名字叫戴维·俞。海伦后来回忆戴维·俞:“他高个头，白皙，满脸倦容，一身中国式长布袍。”“他的漂亮面孔开朗，表情丰富，但也显得矜持，让人感到颇为自信。”海伦知道戴维·俞是“中国权威”，尽管他还只有二十四岁左右。她猜测:“这是为什么?经验。我认为:他一定是真正可信赖的人，一个共产党活生生的地下党员，或者说至少是共产青年。”海伦还说，“我能够看出，他们都接受俞的指示，但我不知道他是个重要人物”。
这个让海伦感到可信赖的俞启威，就是huáng敬，北京大学学生，中共北方地下组织的一位领导人。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的第一任市委书记。这张“一二·九”运动中他慷慨演讲的照片，不知是不是由斯诺拍摄的。
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在北京他和当年认识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重逢。他们中间有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姚依林告诉斯诺，他和俞启威当年曾在斯诺家中举行过党的会议。
另一个在斯诺家参加过类似会议的人是陈翰伯。他说: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就在斯诺的起居室里。
到这时，斯诺才看到当年隐在幕后的影子。
但海伦还是自豪地说:她和斯诺发动了一场革命。
也许斯诺夫妇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作用。这大概是一般在中国的西方人的特点。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总是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他们的眼睛盯在浮在水面之上的冰山一角，而忽略了水底巨大的存在。他们只顾在舞台上出色表演，或者陶醉于自己的指点江山，以为他们是导演或者舞台调度。但实际上，他们本身只不过是演员，真正的导演，真正的主角，潜隐在他们看不见的角落。
然而，他们毕竟是演员，是历史事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甚至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把他们看做导演和调度。1991年9月20日，在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海伦“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的庆祝会上，斯诺夫妇的老朋友、后来加入了中国籍的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评价海伦:“她和她丈夫埃德加·斯诺一起帮助促进并对外报道了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发生的学生运动。”
1972年海伦重返中国时，两次到盔甲厂胡同试图找到当年住过的房子，都没有成功。
她说:找这幢房子没有多大用处，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子预定都要拆掉。我觉得本来可以在院子的大门上挂一个牌子，说明这是写《西行漫记》的地方和“一二·九”运动的摇篮。
现在，这当然已经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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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王汝梅把俞启威领进斯诺家中后不久，经俞联系，斯诺成了第一个被允许访问陕北的外国记者。显然，他和妻子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的影响和采取的积极行动，赢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任。
斯诺的冒险旅行开始了。这是堪称二十世纪外国记者在中国最伟大的一次冒险。
1936年10月，斯诺在他前往红色根据地三个多月后回到了北京。海伦立即帮助他整理带回来的素材，把他的胶卷送到德国相机经销商哈同那里洗印出来。接着，斯诺在北平的美国使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人们展示他在红色根据地拍摄的这些照片。11月14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开始刊登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随后，伦敦的《每日先驱报》连载斯诺关于此次探险的文章。美国的《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老板卢斯，以一千美元购买了斯诺拍摄的七十五张照片，这是当时中国照片的创记录价格。
从这以后，世界终于知道了共产党政权在经过几年的波折之后，还在huáng土高原上存在着。
1930-1935年第25节 伊罗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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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知道美国记者伊罗生的名字，是因为他和鲁迅的关系。从《鲁迅全集》中知道，当年他曾在鲁迅指导下编选、翻译过一本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后来在撰写刘尊棋的传记时，我才第一次较为清楚地了解到伊罗生在中国的大致活动情况，了解到他曾在上海创办了一本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专门发表左翼作家的作品和中共地下组织提供的文章。当时在北平被捕入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刘尊棋等人，便是从《中国论坛》上得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的。狱中支部决定，由刘尊棋执笔写英文信给伊罗生并转民权保障同盟，揭露狱中的恶劣条件。刘尊棋的信得到宋庆龄、杨杏佛的重视，杨杏佛特地到北平草岚子监狱实地考察，见到了刘尊棋等人。
从刘尊棋那里，我了解到伊罗生后来因为被视为与“托派”关系密切的人，受到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冷落和批评。伊罗生随即离开上海，经北平到欧洲返回美国。虽然二战期间伊罗生作为记者，曾再度到重庆采访，但他未能获准访问延安。
在中国，很长时间里伊罗生这个名字是个禁区。当年萧伯纳访问上海时，宋庆龄在寓所宴请，出席作陪的有鲁迅、蔡元培、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他们七人在寓所阳台上留下一张历史性合影。可是，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发表这张照片时，经过技术处理后，照片上只留下五个人，林语堂和伊罗生都没有了踪影。“文革”结束后，由宋庆龄出面安排，伊罗生才重新得到访华邀请。
1995年，美国作家彼得·兰德出版了长篇传记《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一书，其中一章《走在异域的先知》，专门描写伊罗生在中国的活动，其中对伊罗生创办《中国论坛》的过程，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刘仁静、托洛茨基的关系，均有颇为详细的叙述。
伊罗生出生于美国曼哈顿西区的上流社会家庭，是立陶宛犹太人后裔、富裕的房地产大王的儿子。兰德写道，1929年伊罗生十九岁时进入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在大学里他系统研究了帝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情况。大学一毕业，伊罗生就来到中国。 到了上海，他立即被《大美晚报》(Shanghai Post )聘为记者。当他不满意这个工作时，他又到《大陆报》(China Press )，为毕业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董显光工作。董显光后来在重庆曾担任蒋介石的宣传部副部长。该报属于国民党，董显光完全听命于蒋介石。在此期间，伊罗生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陈翰笙、支持共产党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正当伊罗生准备终止与《大陆报》的关系时，史沫特莱介绍他结识了来自南非的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中文名字叫李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