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独立抗战五年的中国，似乎此时才引起众多不关心东方战争的美国人的关注。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动情演讲，她在与罗斯福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现出来的机智，颇让这些美国人倾倒。
宋美龄完成了别人无法完成的任务。她把她的丈夫、自由中国的领袖，推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耀之中。在许多为宋美龄欢呼鼓掌的美国人看来，正在抗战的中国政府，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政府，领导抗战中的中国领袖是值得称赞的伟人。
风靡美国的宋美龄，成了1943年3月1日出版的《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然而，她身上的光环、她所描绘的蒋介石的伟人形象，还不到一个月，就被同样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另一篇文章所打碎。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时代》周刊驻重庆的记者白修德，他报道了河南灾荒带来的饥饿，以及中国政府赈灾中的不力和腐败。随后，因创作《大地》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访问过延安的毕恩来等也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政权。《读者文摘》8月发表了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的文章，他报道了在昆明的美国军人早就产生了对中国军界的不满和失望。
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从此时起蒋介石的神话破灭了。蒋介石政权的失败，是从这一年——1943年开始的。
刚刚还在充满激情为宋美龄欢呼的美国人，仿佛有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他们曾经为报刊上关于中国抗战的正面报道而振奋，为何突然间媒体又开始报道中国的yīn暗面?
他们感到困惑，同时又有一种幻灭感。
最感到困惑和幻灭的是那些在中国报道抗战的西方记者们。
从兴奋、热情、慷慨激昂，到失望、困惑和幻灭，对于他们中的不少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初容忍了国民党宣传机构的虚假宣传。
国民党中宣部负责对外宣传的机构国际新闻处，就设在记者公寓的后面。根据需要而编写的文稿印在一种绿纸上，然后送到记者公寓，由各位记者据此在白纸或huáng纸上重新打字。打好后再送回去，经过新闻官检查之后jiāo电报局发出。新闻检查机构的办公室，设在编写文稿的办公室楼上。这些文稿内容大多是报喜不报忧，是夸大战果的报道。
刚到重庆的白修德，担任国际新闻处的顾问，他的工作就是负责编写消息，提供给所有外国记者。他回忆过他的一个“杰作”。
1939年夏天，他在一家中国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说是浙江省日本占领区某地有个名叫蔡huáng花的中国妇女，朝坐满日本兵的戏院里投掷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了几个日本人，然后逃走了。白修德坐在办公室里，将主人公名字译为蔡金花，把她说成是一个游击队首领，领导一支中国抵抗力量的巾帼英雄。这则消息令身在重庆远离抗日前线的外国记者们如获至宝。一家美国报纸把这个故事作为头条新闻登了整整一版，更多的外国报刊在登载它的同时还配发了“一张身着制服、年轻的中国妇女照片，腰间还插着两支手枪”。一时间白修德创造的这个双枪金花小姐的事迹广为流传。
由于我捏造的这个故事，蔡金花成了抵抗运动的女英雄，影响仅在蒋介石夫人之下。经过人们之手一再改写传到美国，她的事迹竟变成了传奇式的了。三年后，当有人建议《时代》应采用这个故事时，我不得不持反对态度，并为自己是这个骗局的制造者感到内疚。
身在骗局中却只能面对。
白修德感到痛苦。
白修德写信告诉费正清:“人越在这里呆下去，就变得越láng狈。”
他说，在中国人的善良和勇敢背后，他看到的还有怯懦、腐败、贪污、yīn谋、荒唐的管理、官员的贪婪。
但是，尽管了解却派不上用场。它还在燃烧……它还挺立着……我们不能说出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真相，因为这会伤害我们正在努力帮助的一个民族;而等到了明天，人们却又不会再对我们必须说出的一切有任何兴趣;不管如何，希望这不会是真的。
白修德和其他一些驻重庆的外国记者，都在经受这种情感上的痛苦。
情况在渐渐变化。
大彻大悟的白修德，离开了国民党中宣部国际新闻处，成了《时代》杂志的特派记者。他和同行们都在寻找着报道中国真相的机会。
1942年河南受灾，全省灾民估计达五百万人。国民政府拨出两亿元救灾专款，河南省政府下达减轻赋税的命令。然而，救灾款却成了层层官员的囊中之物，他们存进银行，获取利息，灾民却在饥饿中挣扎。1943年2月，重庆《大公报》因披露了灾区真相，被当局勒令停刊三天。
白修德早已听到有关饥荒和腐败的传言。他能看懂中文报纸，《大公报》的被停刊，让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决定亲自前往现场采访，与他同行的有为《泰晤士报》等报刊撰稿的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
他们来到洛阳。
他描述他看到的情景:
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我现在已不再相信，但是，我草草写下的笔记证明我当时看到的确实是事实。到处是死人:我离开洛阳不到一小时就看到第一具女尸，躺在雪地上，已经死了一两天了。她脸部的头盖骨处已经gān瘪。她死时一定很年轻。雪落在她的眼睛上。无人掩埋她，飞禽走shòu终将把她啄净啃光。沿途的狗都吃得很肥壮，毛色油亮。我们停下来，给几只正在从沙土堆往外刨死尸的狗照相，有些尸体已被吃得只剩下一半……
白修德最大的震动是政府官员和军方的腐败。
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露风声。重庆政府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二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
采访完毕，白修德当即写好稿件，在洛阳的电报局把稿件发向美国。一般来说，从各省发往海外的文章，都要先传到重庆由新闻检查官审查后才能发出。让白修德感到惊喜的是，这篇稿件居然绕过了重庆，从洛阳经成都的商业无线电系统直接发到了纽约的《时代》总部。他分析，如果不是审查系统出了问题，就是那位电报员受良心驱使，希望世界能够了解真相，哪怕这样做事后可能会受到迫害。
一个记者的良知使白修德不仅仅限于报道真相，他回到重庆后，就像鬼魂附体的人一样难以平静。他去找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况，他们中间包括宋庆龄、孔祥熙。他还去找负责经济事务的部长。国防部长何应钦命令白修德去见他。白修德情绪激动，与何应钦大吵。何应钦不承认从外省运去的赈灾粮食被军队从农民那里抢走。白修德则告诉何，他本人和被抢的农民谈过话，何的手下向他做的汇报都是假的。
最后白修德见到了蒋介石。
1937-1943年第39节 雾重庆(6)
白修德后来这样描述这次历史性的见面:
这个老家伙给我二十分钟时间。他像通常一样，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坐在昏暗房间里的大椅子上一直一声不吭，只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开始，他不相信我所报道的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的事情，于是，我就拿出福尔曼拍摄的照片给他看。接着，我告诉他，军队抢走老百姓的粮食，这个老家伙说这不可能。我说真的是这样。他便开始相信我，动笔记下我们旅程的时间、地点。他把这些记在他自己的小本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