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感慨万千,发誓"从此就绝口不谈修铁路"这件事了.然而,他感到中国jiāo通阻滞,调兵运饷,缓不济急,同时他考虑到军事工业尤其是煤矿之类民用企业,产品产量激增,急需解决运输问题,并且此时的他逐渐意识到"求富"与"求qiáng"的内在联系,意识到经济力量是国防力量的基础,只有发展经济,才是中国由弱变qiáng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尽管他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一再碰壁,他仍在等待时机兴建铁路.
1876年,丁日昌受命为福建巡抚后,秉承李
鸿章的旨意,上疏建议在台湾修筑铁路以防外安内.
李鸿章和沈葆桢一致支持丁氏的主张. 1877年,清政府批准了丁日昌的建议,要他"审势地势,妥速筹策".这是清政府首次批准在台湾修建铁路的命令.
李鸿章非常高兴,写信支持和鼓励了丁日昌.但这次修筑台湾铁路的计划,虽经清政府批准,终因费绌而中止.此后,李鸿章又多次主张在东南和西北两个地区修铁路,以解决海防和边防问题.由于阻力过大,一直未能实现. 1880年,淮军大将刘铭传上折,
请求修建铁路.李鸿章见自己授意之事业已提出,立即写了一篇4000字的奏折,支持刘铭传的建议.
他指出,西方之所以qiáng大,铁路的四通八达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欲富,也应抓紧修建铁路.他们的建议,遭到顽固派的qiáng烈反对,顽固派提出几十条理由反对修铁路,他们甚至搬出先辈祖宗及山川之神来威吓.
同时,洋务派内部意见未能统一,刘铭传被迫收回修铁路的建议.但李鸿章为开平矿务局的运煤方便,不顾顽固派的qiáng烈反对,于1881年修建了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 1886年又向西延长至芦台,长85
公里.1887年,再从两端分别延至古冶和天津,
这是中国修建成的第一条铁路. 1890年,因东北局势日紧,改建关东铁路.至1893年修通了天津
至山海关路段,后又向关外延伸了64公里.尽管为数甚少,但多少也增qiáng了沿海军用运输的能力.在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林西至山海关全长10
0多公里正式通车.李鸿章在校阅北洋海军之后,从山海关乘坐火车回天津,他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说:
自山海关至天津"600余里,半天就可以通达,极
为便速.沿途阅视所作桥轨工程,均极坚稳,每里工价,较之西方国家更为节省". 后来,由于清政府随意挪用经费筹办慈禧太后60寿辰庆典,所以关东铁路无法进一步延伸下去,加之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全路接续工程被迫停止.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近代铁路建设是在李鸿章的倡导和努力之下揭开序幕的.换言之,近代中国第一条铁路和第一个铁路的公司与李鸿章的关系密不可分. 在10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 封建势力空前qiáng大,反对铁路的呼声甚嚣尘上.在这种背景之下倡导和主持修建铁路,体现了李鸿章的远见卓识和追求新事物的百倍勇气.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之一,敢于承认中国不如西方的地方,勇于学习西方长技.为了中国早日自立、自富、自qiáng,他认识到兴造铁路有利于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即使是遭受到种种人身攻击,处于极为不利的困境之中,他也没有灰心和退却,而是利用他的地位、名声和诸多关系,顶住逆流,充分捕捉住各种有利时机,将近代中国铁路建设逐步推向前进.尤其是在1881年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的10多年时间里,李鸿章主要依靠中国自身力量,总计在北方修建了300多公里长的铁路线.尽管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他曾雇佣少数洋人工程师,可是这些人仅从事技术工作,无权过问招工购料、人事安排等属于中国主权方面的事务; 尽管为修路举借过洋债, 但数额不大,期限不长,利息也不太高,并无折扣和趁此损害中国主权的附加条件.总之,铁路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及管理权属于中国,外国人无权插手,这些都反映了李鸿章的爱国民族意识.此外,尽管近代中国铁路建设的步伐非常缓慢,经济效益一时未能在较大程度上发挥出来,但其意义却远不止于建造铁路的成效本身.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铁路的兴办对中国传统封建思想文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促进了煤矿业和其他工业的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培养和造就了第一代铁路工人和技术人员.李鸿章所做的这些贡献,是不可抹煞的,我们必须加以肯定.
(五)创办棉纺企业— — 上海机器织布局
中国近代棉纺企业,与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等新式企业一样,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棉纺织业的欺凌刺激下产生的.
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机器纺织品在中英双
方贸易中地位并不十分突出.到了19世纪60年代开始,棉纺织品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对华输出的商品中日益占居重要地位.由于外国棉纺织品侵入内地,中国棉纺织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陷入破产或半破产境地.此外,西方列qiáng还勾结买办势力,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非法在中国设工厂,以获更大利润.针对这种危及中国轻纺织业生产的严酷现实,李鸿章越来越认识到与西方列qiáng进行"商战"的必要性.基于这种认识,李积极着手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9年初,中国近代第一家棉纺织企业— —
上海机器织布局,购买了虹口一家银行的货栈作为基地,着手兴办.李鸿章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唐汝霖、卓培芳、长康为帮办.在筹办过程中,因会办郑观应挪用股本进行投机bào露,曾一度停顿. 1879年秋天,李鸿章又委派浙江候补道戴景冯"就近兼理"上海机器织布局事务,委派吴仲chūn,龚寿图两个道员会同办理.但由于这些人缺乏管理新式企业的经验,在主持局务的一年时间里,招股集资的工作毫无进展.
到1890年10月李鸿章改派轮船招商局会办之一
的马建忠接办局务,允许他挪用仁济和保险公司公积金30万两作为周转基金. 马建忠接任后, 垫付旧款,添买新机,修造厂房,终于使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经过10余年的筹备之后开机生产.所用机器包括由英、美购置的轧花、纺纱、织布各机全套,纺绽3、5万枚,布机530台,雇佣工人约4000名.投
产后,营业兴盛,利润丰厚. 1893年10月,由
于经营管理混乱,工厂失火,全厂被毁,在艰难中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第一座大型纺织厂毁于一炬.
上海机器织布局虽被大火焚毁,但它的丰厚利润及与洋人争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吸引和促使着李鸿章重整旗鼓、继续开办的决心.经过一年时间的紧张筹备工作,1894年9月,华盛机器纺织总厂成立
并部分投入生产,有纱绽61 5万枚,布机750架,
工人4000余人,规模比上海机器织布局更大.但
由于商人不敢贸然入股,李鸿章只得动用官款加以扶持.从而原来上海机器织布局那种官督商办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逐渐转变成从官办为绝对优势的企业. 1901年李鸿章去世之后,主持人盛宣怀借口华盛机器纺织厂亏本太多,要实行招商顶替,改名为"集成纺织总厂 ",不久又改名为"又新纺织总厂". 所谓招商顶替,实际上是盛宣怀个人资本居多,至此华盛机器纺织总厂由官办又转化为买办资本性质的企业.
李鸿昌倡办、支持开办的中国近代棉纺织业,不仅为20世纪初中国棉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且也表明李鸿章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能够在当时那种守旧气氛相当浓厚的环境和条件下,比较自觉地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促使人们进一步摆脱小农经济、重农抑商观念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由此李鸿章在中国棉纺织业发展史上的功绩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