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陈云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发言说，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
陈云的这些观点，对在当时条件下解放思想，改革经济体制，重视市场调节，以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起了积极作用。
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陈云在多次主持财经工作时，态度始终是非常积极的。1979年3月2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对外资、外国技术，“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
但是，当时的问题是有些gān部过分热心，头脑已经很不清醒了。外债能借多少是多少，经济特区一下子就要遍地开花。陈云以自己的丰富阅历和高度的责任心，提醒大家要头脑清醒，要认真分析，不断总结经验。
1979年9月28日，他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的汇报会上，明确提出：“现在谁也不反对借外债，但对所借外债要加以分别。”“不要用自由外汇兑换成为人民币来弥补基建投资的赤字。” “设备贷款，我们每年能够使用多少，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我们使用它时，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
他告诫大家：“利用外资来进行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这样的冷静，在对外开放之初的狂热中，是极其宝贵的。如果不是这样，拉丁美洲国家因不计后果盲目引进外资，导致经济不堪重负，长期为外债打工的悲剧，就难保不在中国上演。
1980年12月1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自己这样考虑的原因。他说：“我所以一再说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这中要警惕，这是因为我们有些gān部对这件事还很天真。我之所以要提这样的总是，丝毫没有不要利用外资的意思，只是敲敲警钟。再重复一遍，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
陈云在就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时已经表示过，自己身体不行，难以承担全盘领导经济工作的重任。大量繁重的工作，严重损害了陈云本来就虚弱的身体，宝钢调查后不久，他就大病了一场。虽然大家都希望他全面主持经济工作，但他从大局出发，主张让更年轻的人上来。
1979年10月，陈云在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讲话，主动提出，为了党的利益，建议中央调比较接触实际、比较年青一些的gān部，到中央来搞财经工作，这是国家的大计。如果不采取这样的组织措施，自己身体不行，工作搞不动。中央认真考虑了陈云的意见。
1980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继续贯彻经济调整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
陈云虽然不再直接主持经济工作了。但他积极支持和配合新的财经领导机构工作，并为调整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1981年，陈云热情地赞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以来农业和工商业及财政计划等方面的改革，是要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gān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其意义不下于50年代消灭剥削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陈云为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二大确定2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同时确定在步骤上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这是陈云极力推动和支持的。1982年12月2日，陈云同出席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时指出：“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十年办的事也勉qiáng拿到前十年来办，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乱上基本建设项目，那末，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翻两番的任务反而有可能完不成。”由于采取了稳妥的步骤，新时期以来国民经济既实现了高速增长，又避免了急于求成的大折腾。
改革开放是一项全新的实践，需要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有时难免遇到困难，陈云总是给予帮助、鼓励。1988年10月8日，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总是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1992年7月21日，他在悼念老战友李先念的文章中，又鼓励大家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 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闯过了一道道难关、险阻，创造了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陈云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为人民利益终身奋斗的丰功伟绩，他的思想和品德，将永远是后人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1956年9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评价陈云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gān、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从我们对陈云一心为人民谋利益的“红色掌柜”生涯中，从他屡创新局面的实践中，我们可以了解，这是对陈云最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