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潘汉年凭借智慧和人生经历，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范围广泛的地下情报工作网，并且和一批著名的社会上层人士建立了情报工作联系，如杨度、王绍鏊、王昆仑、梅龚彬、胡鄂公、董健吾等。潘汉年还和一些来华工作的外国朋友建立了友好关系。早在1929年，他就同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结识。后来，他又通过其他途径同佐尔格、路易·艾黎等人建立了联系。当时，他领导的地下党的一架秘密电台就设在路易·艾黎的家里，使地下党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联络渠道。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潘汉年和路易·艾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艾黎始终深深怀念这位中国战友。他在回忆中特别qiáng调了潘汉年对党的秘密工作所作出的贡献，说“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个子不高，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机智而又老成，待人非常亲切，大家都喜欢他”。他还高度评价潘汉年是“对革命有过功劳的人，当年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从1931年到1933年，潘汉年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出色地战斗了两年多时间，经历了无数次曲折风险，度过了几百个险象环生的日日夜夜，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工作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不怕牺牲的勇敢jīng神，这是难以想象的。
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军警在上海逮捕了潘梓年和丁玲。潘汉年营救未成，即遵照党组织的决定，离开上海，经汕头去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协助张闻天编辑党刊《真理》。8月，中华苏维埃大学成立，潘汉年被任命为校务委员。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1933年10月，潘汉年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就抗日反蒋问题举行谈判。10月26日，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0月底，他又和huáng火青等到福建与十九路军领导人就建立军事同盟问题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消除了工农红军和十九路军的对峙状态;双方开展了经济贸易;对方还释放了政治犯60余人，并默认进步团体的存在，从而为恢复中共地下党在福建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1934年10月，潘汉年与何长工到江西寻乌地区和国民党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代表就联合抗日反蒋问题进行谈判。谈判持续了三天三夜，结果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这次谈判的成功，为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正确选择突围方向，红军长征出发时顺利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伤亡和损失，作出了重要贡献。
完成谈判任务后，潘汉年加入了长征队伍。在征途中他被编入中央直属团，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5年2月28日，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这时，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找潘汉年谈话，决定派他和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白区工作部部长的陈云到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设法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汇报遵义会议情况。并要潘汉年先行一步。潘汉年在中共贵州工委负责人秦天真的协助下，历经艰辛，经香港回到上海，与陈云于同年8月先后乘苏联货船去海参崴，转赴莫斯科。
五
潘汉年到苏联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向全世界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文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侵占了中国的华北地区，进而准备灭亡全中国。蒋介石开始谋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并以改善国共关系作为姿态。为此，从1935年秋天起，蒋介石就通过各种途径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官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就是其中一条重要途径。1936年年初，中共代表团指定潘汉年为谈判的联系人。
潘汉年接受任务后，同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进行了初步接触，邓文仪还向潘汉年jiāo待了回国后找陈果夫联系的具体办法。临行前，潘汉年又听取了共产国际的苏共代表团负责人曼努伊斯基等人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意见。
1936年4月，潘汉年和胡愈之离开莫斯科，于5月初到达香港。随后，潘汉年立即派胡愈之到上海去找地下党联系，了解党中央的情况。同时，他又按照邓文仪说的联络方法写信给陈果夫，要他马上派人到香港商量国共谈判的具体事宜。
5月下旬，胡愈之到上海后，通过沈钧儒和茅盾等，找到了党中央先期派到上海工作的冯雪峰。在香港期间，潘汉年和胡愈之着手宣传共产国际七大的jīng神，开展党的统战工作。他们帮助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潘汉年根据共产国际七大jīng神和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要求报纸的宣传应由反蒋抗日向bī蒋抗日转变。后来邹韬奋创办的《生活日报》贯彻了这一jīng神。这是潘汉年和胡愈之从莫斯科回国后，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进国共合作的最初行动。
他们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帮助救国会起草了一份在全国有较大政治影响的文件。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潘汉年特地找到在香港的救国会领导成员邹韬奋、陶行知，在胡愈之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个《告全国同胞书》。修改后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以邹韬奋、陶行知、沈钧儒、章乃器4人联合署名，于1936年7月15日发表。8月10日，毛泽东给沈钧儒等4人写信，表示“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并且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此外，潘汉年在香港还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上层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会见了原十九路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和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等。他还会见了过去在党的情报系统工作的同志和旧友，如梅龚彬、柯麟、叶挺等，并向他们宣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基本jīng神。
同时，潘汉年会见了从南京赶到香港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旋即赶赴南京，与陈果失、曾养甫等会面接洽。
8月初，潘汉年通过刘鼎安排，经党内秘密jiāo通线去陕北。8月8日，到达陕北。他立即向党中央汇报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和自己回国的任务，以及他在莫斯科、香港和南京同国民党方面协商的情况，为党中央进一步制订bī蒋抗日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随后，他立即赶赴安塞地区，与叶剑英见面，帮助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在此期间，潘汉年又同张学良会晤，并向党中央汇报了会谈情况。
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对国民党的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对象，并委派潘汉年担任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联络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