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的通知，把掩盖在潘汉年同志身上的尘埃、污泥去除了。我们大家心中的疑团解除了。
潘汉年同志之所以长期蒙受冤屈，党中央在通知中指出：“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他被逮捕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违反了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的原则，严重地忽视了对敌隐蔽斗争的特殊性，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以致作出错误的决定。其结果不仅使潘汉年同志长期蒙受冤屈，而且牵连许多过去同他有工作联系的同志，使他们也长期蒙受了冤屈。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全党要永远引为鉴戒。”
潘汉年同志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也正说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敢于公开地承认和改正错误，这是党有力量的表现。也进一步生动地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我相信，《潘汉年在上海》这一本书，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潘汉年，学习潘汉年的革命jīng神、优良品德和作风;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把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创造更辉煌的成就。
第01章 坎坷的人生
1.1 纪念潘汉年同志①
①本文原载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陈云要求夏衍写的，是国内首篇披露潘汉年光辉一生的文章。在收入本书时，编者对个别时间作了订正。
夏衍
27年的沉冤，终于平反昭雪了!这是值得我们引为鉴戒的历史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谓“潘汉年案件”在没有家属提出申诉的情况下，经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历时一年五个月的认真复审，详细研究了原始资料，核对了中央档案馆和有关部门的历史记载、来往电报和大量的人证物证，得出的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同志是“内jian”的结论，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党中央于1982年9月1日，也正是伟大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发出通知①，正式为潘汉年同志恢复名誉。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方针的胜利。这一决定再一次证明，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①中共中央于1982年8月23日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潘汉年同志，江苏宜兴人。生于1906年。青少年时期就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1923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1924年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领导的“创造社”，同年主编《洪水》等进步刊物，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南昌、武汉等地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回到上海，参加了“创造社”同人编辑的文艺杂志《A11》①和主编了《幻洲》杂志。1928年，他调到党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联络统战工作。
①当时“创造社”出版部的地址是宝山路三德里A11号，所以他们就用“A11”作为刊物的名字。
1924年，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20年代后期，尽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上了年纪的人都会知道，1927年到1929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不少现代文学史研究家都简单地把这场论战说成是“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先生及文学研究会之间的论争，其实，这之间也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以及“创造社”的内部分裂。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正是工农红军在闽赣粤一带战事紧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陈托取消派”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此，文艺问题还排不上党的主要议事日程。所以在我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党没有进行gān预和加qiáng领导。直到1929年夏秋之jiāo，在上海闸北区的二次支部会上，洪灵菲才告诉我们，说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这样，在中宣部的领导下，潘汉年同志写了第一篇缓和这场论争的文章。这就是1929年10月15日发表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的《文艺通信》。正和这之后一个时期一样，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因此潘汉年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写了下面这一段话：
“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还引用了李初梨同志发表在《创造月刊》二卷六期上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的几句话来作结语，初梨的文章也是一个明显的转变：“……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放在他的批判的俎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人，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
与此同时，潘汉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包括“创造社”、“太阳社”、冯雪峰、我以及党外的郑伯奇同志等在内的座谈会，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馆楼上召开的。潘汉年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央对这场论争的意见，认为主要的错误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和茅盾的批评(茅盾当时还在日本，但“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从枯岭到东京》也批评得很厉害)，同时还对自己的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推定了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十二个人，作为“左联”的筹备工作人员。当郑伯奇问“鲁迅会不会同意参加”时，汉年同志说，中央已经有人和他谈过，他同意参加并赞同“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字。这个十二个人的筹备会，每周召开一次，都由潘汉年同志主持。筹备会的任务是起草一个“左联”纲领，并分头征集会员，和拟出一个发起人名单。1980年3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举行“左联”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不少同志写了纪念和回忆文章，但是由于“潘汉年案件”正在开始复查，所以大部分文章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领导筹备“左联”工作的是闸北区街道支部，这是不符事实的。从1929年9月起，散在闸北区各街道支部的文艺工作者的大部分人都已集中到“左联”筹备小组，而这个小组，从开始到“左联”、“社联”、“剧联”成立，一直是由潘汉年同志领导的。他是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第一任书记，这一点，现今还健在的王学文、李一氓、李初梨、阳翰望、冯乃超等同志都会记得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