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3年到1944年冬汉年同志去延安参加“七大”止，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汉年同志不曾离开过根据地。他多次委派我去南京接关系，和他在上海领导的单位的几位负责同志接洽工作。大约每20天左右，jiāo通员去上海取回资料，由我负责审阅，经过分析、研究、提炼和归纳后，拟成若gān份报中央或通报所属各师的电文，由他审阅后提请华中局领导签发。对于这些，他一般都是认可的。他用gān部非常放手，非常信任。不但对我，对其他两位同志，都不以部属相待，可以说对下级是宽厚的同志式的态度。尤其难得的是，他对于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所采取的公正态度。
当时有位同志奉命去做汪伪政府中东北军人的工作。那时(约1944年夏)，汉年同志在上海领导的单位发现这位同志的生活很不正常，平时举止失措，对党jiāo给的任务执行不力，担心他会被敌人欺骗，要求汉年同志及时作出决定。汉年同志对我说，这位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培养教育出来的，过去工作不差，决不致投敌叛变，但如果组织上不及时给予帮助，也许会被敌人欺骗而上当。汉年同志要我趁巡视上海单位之便，设法动员这位同志去根据地，以解除上海组织的后顾之忧。我知道这个任务是相当重要的，但相信汉年同志有知人之明，相信自己能够说服这位同志服从组织决定，所以就一口答应了。到了上海处理完组织内部的事务后，我便单枪匹马地找到了这位同志。当时，我看到他确实憔悴落拓，jīng神不振，就告诉他，汉年同志和另一位老同志如何关心他，希望他到根据地去学习。我的话并不多，但态度直率，完全信任他。这位关东大汉非常慡快，一口答应，别妻离子，就跟我上了路。我把他jiāo给汉年同志。汉年同志同这位同志细细谈了两天，便送他去整风班学习了。汉年同志告诉我，这位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以后事实证明，这位同志继续为党做了有益的工作。汉年同志之所以能用很少量的gān部，驰骋在敌人的心脏里，为党作出重大贡献，其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真诚地对待同志。
1944年10月中旬，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全部机构因汪伪特务混入而被彻底破坏。被捕人员中有一位和潘部有关系，而和此人联系的就是汉年同志的爱人董慧同志(汉年同志进根据地，她仍在潘所领导的上海组织内工作)。消息传来，令人忧虑，因为万一敌人跟踪发现了董慧的线索，势将危及上海的有关组织。为此，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除了要最迅速地通知董慧同志之外，还、要通过可靠的社会关系，推动一个大的文化汉jian出面营救。汉年同志原原本本地把这个文化汉jian的经历告诉了我，并告诉我如何去同这个汉jian谈判，说些什么话打动他，并要我直认不讳地说明自己是新四军派来的，这样他反而会买帐，愿意出面营救。我到了上海，首先找到董慧同志。她安详地对我说，她是安全的，没有受到惊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关系割断。这就使我放心了。然后由我的那个社会关系，邀约那个文化汉jian在他家中见面。果然不出汉年同志所料，当我向他说明自己的身份后，他便肃然起敬。等到我根据汉年同志的教导，晓以民族大义，入情入理地劝他出面营救被捕人员，早日了却此案，为祖国、人民和朋友立功时，这个汉jian表示一定负责出面营救。其后这个案子就较快地结案，全部人员获释。由此可见汉年同志的确是料事如神，而这是建立在他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情况的基础之上的。
在党内斗争中，汉年讲原则，实事求是，不随波逐流。在淮南根据地时，饶漱石利用整风机会，搞小动作打击和排挤陈毅。汉年对此表示了不满，也受到打击，饶漱石还告到中央。这些事，我听到一些，但他从未对我说起过。审gān整风中，扬帆受到延安“抢救运动”波及，被加上“特务”的罪名而被捕，从盐阜区押送到军部来，还给他加了脚镣。汉年是饶漱石指定的审查小组成员，他曾与我谈过此事。我说我在救国会时就认识扬帆，他绝不可能是特务，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是特务。给他带上脚镣就更不应该，革命队伍内部这样搞法是不对的。汉年同意我的看法。他与扬帆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他在审查工作中实事求是，公正处理，不作任何违心之事。最后扬帆冤案得以正式纠正，汉年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底、1945年初，中央电令汉年同志出席“七大”，行前他告诉我，由刘长胜同志临时兼代联络部部长，要我多出点力，帮助管好部里工作。因为我本来早已在华中局政策研究小组里兼任研究根据地财经工作，组长是冯定同志，这部分工作归曾山同志领导。接着，汉年同志跟着华中局jiāo通员往西北方向出发，准备在津浦路管店站上车，直奔北平，转入晋察冀根据地去延安。20来天过去了，我们都以为他早就到了目的地。一天，华中局领导人突然找我去，说中央来电，晋察冀派出的jiāo通员，到北平的旅馆找不到潘，已经离开了。想来潘一定去了上海，要我马上去上海，催促他快点跟新派的jiāo通员走，直接到晋察冀。言下之意，有些怪他留恋上海。我到上海，在一个豪华的公寓住宅里，找到了汉年同志。我向他说明来意，并说：“你好大胆，不怕怪你自由行动?”汉年同志微微笑着说：“讲定10天内晋察冀派jiāo通员来接我，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在北平举目无亲，十分陌生，得不到地方党帮助，也没有社会关系掩护，老住在旅馆里，岂不bào露在敌人眼下，所以只好南旋上海。在这里，我是如鱼得水，最安全不过了。”最后，他根据新jiāo通员约定的地点，和新jiāo通员见了面，并顺利地到达延安，参加了党史上有名的“七大”。
解放前夕，我撤至香港搞经济工作，与汉年不是一个系统，但也有一些联系，有时谈谈话，jiāo换意见。我知道他工作范围比较广泛，情报、统战、经济等方面工作都有联系。他还曾要求我捐一笔钱给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先生，支持他们的活动。我也乐于照办了。
我在情报部门工作时间不长，但对汉年印象深刻。我觉得他很有才华，无论哪方面工作，如文化工作、统战工作、情报工作等，都有突出贡献。
汉年同志在对敌隐蔽斗争这一特殊领域里，机智勇敢，才华横溢，善于掌握出奇制胜的斗争艺术;他对gān部了解、信任，并善于发挥gān部积极性、主动性的领导方法;以及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入污泥而不染，对党无限忠诚，坚贞不渝。这些美德永远值得我学习。
3.3 风雨话当年
华克之
汉年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参加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直接领导人。解放前，我们生死与共，风雨同舟，一道战斗了十几年;解放后，他蒙冤遭难，我也同案罹狱20多年。直到1982年中共中央为他正式平反昭雪，组织上也为我重做审查结论，恢复名誉。记得1979年chūn天，我为申诉冤案事找到廖承志同志(他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时，憋在心里二十几年，不敢启齿的问题终于冒了出来。我问廖公：“您看潘汉年怎么样?”他马上慡朗地回答：“潘汉年是个好同志。”这一盼望了多少年的肯定的回答，真使我百感jiāo集，欲哭无泪。但这时潘汉年已离世两年多，他自己也不可能听到这句话了。往事历历在目。我仅撷取片断，作此短文，权当心香数瓣，以告慰汉年和在他领导下的蒙冤逝去的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