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他在完成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时，多谋善断，指挥若定。例如1942年秋冬，潘从新四军军部来到上海，找我商议要起用我的一个知jiāo任庵去充当周佛海同国民党某战区司令长官之间的中介人，以加qiáng了解蒋介石、周佛海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
我们着重研究了周佛海和某司令长官的历史和现状。周佛海虽然在中共建党时参加过中共“一大”，但1924年自日本回国后即已叛党。在huáng埔军校教学时，和蒋介石结缘。1927年，他发表《逃出赤都武汉》，为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张目，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以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等职，为国民党培养军事骨gān。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毕露时，他反对武装抗日，公开鼓chuī汉jian理论。1938年12月随汪jīng卫投敌。在汪伪政府里充任“行政院副院长”、“军委会副委员长”、“财政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是仅次于汪jīng卫、陈公博的实力人物。潘汉年认为，中日战争已经打了4、5年，但蒋介石从未放弃中日和平的打算，而日本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必然要和蒋介石政府勾结。周佛海既是蒋介石的亲信，自然就成为沟通日蒋关系的最佳人选。周佛海的出走投敌，以及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代表秘密驻在周的南京寓所，看来都得到蒋介石的默许。至于那位司令长官，对和日本人做买卖的关心超过对日作战的热情。他早想物色一个驻沪代表，与日汪周旋，以保全他私人在上海的一大笔财富。而我的知jiāo任庵正是周佛海和某司令长官早就相识而且双方都信得过的党外人士。潘汉年说：我们最欣赏任庵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忠心耿耿”。
经过多方面的jīng心工作和任庵的努力，我们打入了汪、蒋的心脏。任庵不但亲赴内地得到这位司令长官的“召见”，也是周佛海家中的常客。他离沪期间，还介绍我和周佛海见面，说我是他的生死之jiāo，完全可以信托。这样，我也成了周家座上客。周佛海夫妇常常宴请我们。我们从此得到了不少重要情报，供中共中央决策时参考。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动态。1945年初chūn，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我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yīn谋，使蒋方大为震惊。
历史已经证明，潘汉年当时的jīng辟分析，果断决策，具体部署和启用人才都是正确的，有效的，对党的情护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潘汉年作为上海、华南敌占区隐蔽战线的领导人，除了完成深入了解敌、友政治动向，向中共中央提供战略情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等重大任务外，还要完成很多看似简单，但却艰险异常的具体工作。我作为他的助手，常常接受这些突击性的任务。譬如1948年初冬，他布置我带着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亲笔信从香港到上海送jiāo。内容大致是：全国解放在即，独有先生仍留在上海，全党深感不安，兹派人专程来沪，负责护送先生离沪赴港等等。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预为设计，详细介绍，反复jiāo代，要求保证宋庆龄先生的绝对安全。因为那时她已在军统特务的日夜监视下，连出大门都涉及安全与否。那次，我完成了送信的任务，并且取到宋庆龄复周恩来的英文手书回港复命。但是，宋庆龄认为出大门没有把握，一动不如一静，拟在上海迎接解放。又如，1946年国民党空军飞行中队长刘善本反对内战，驾机起义飞往延安以后，潘汉年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要求派人找到刘的家属，传达刘善本安抵延安、情况良好的信息，向家属表示党中央的亲切慰问;并和家属一道研究如何出险离沪的安排。那时，特务正住在刘家监视，派人去送信，犹如自投虎口，艰难危险的程度不得不使潘汉年郑重考虑。当他决定将任务jiāo我完成时，离开他规定的向他汇报的时间只有7、8个小时，过了这一规定时间，意味着我已被捕，他也不再等候，必须另作安排了。对于技术上的问题，他认为由我自己设计会更加切合实际，更加适用，并不事事gān涉。于是我用了上海《时事新报》驻苏州特派记者“张庭坚”的化名，闯到狄思威路(今保阳路)麦加里1号刘家去“采访”。我一闯进去，正巧碰到刘善本夫人在楼梯口。不待特务们围过来，我马上将党中央电报中要传达的话低声告诉她。当特务们包围我以后，我就亮出了孔祥熙的牌子(孔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后台)，并且将名片递给他们看。我还一本正经地向那些特务“采访新闻”，因为他们自称是“空军司令部派来照顾刘的家属的”。他们当然不会吐露真情，反耍花招，要我到空军司令部去了解;并且派了个小特务坐到我的汽车里来陪同前往。幸亏司机机灵配合，他向上车的小特务一吼：“先生要你下去，你就下去!”接着猛力一推，将小特务推出车外，车子马上开动走了。我也得以安全返回，按时汇报。
我在潘汉年领导下10多年，在完成许多机密的、危险的、艰难的任务过程中，潘汉年总是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并针对不同的对象和工作特点，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他的足智多谋，老谋深算，是在他领导下的同志一致公认的。同时，他又能知人善任，用人得当，给下级以充分的信任和发挥才能的余地。
意料不到的是1955年，他竟以“内jian”、“反革命”罪名被逮捕且公之于众。同年5月21日，我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病期间，从医院被直接押送牢房，从此失去自由24年。被捕后，我想不通天卞哪有这样一个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内jian”、“反革命”?我想不通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当初我为什么要反蒋、刺蒋?抗战胜利后，我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将日本军方仓库中的一批炸药与194挺新机抢运到新四军军部去?我为什么要窃取蒋介石国防部保管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中国军用地图送到香港，由潘汉年转jiāo华南分局?而潘汉年如是‘’内jian”，为什么不顾对我的五道通缉令，不要10万大洋的悬赏，而与我并肩战斗10多年?但我又不能怀疑组织，不能怀疑党中央的决定。“是组织对还是潘汉年对?”被捕期间，我的心境一直处于矛盾痛苦之中。我努力反思自己一生的功过是非，并且不得不思索潘汉年布置工作中的细微末节，违心地责备潘汉年当“内jian”害苦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人。思前想后，无以解悟。直到党中央给潘汉年平反昭雪后，公安部又对我的冤案作了复查，并重新作了结论：“华克之同志建国前在潘汉年领导下，在敌后屡次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党的事业卓有贡献。潘汉年同志冤案发生后，认定华克之同志亦犯有反革命罪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这时，我才从思想困境中解脱出来。我衷心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对历史负责，也是对潘汉年同志负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