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反驳《伍豪启事》的斗争。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连续刊登《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曾用名，党内许多同志知道。这个启事，显然是敌特蓄意蛊惑人心、造谣污蔑的yīn谋，但他们不知道周已于1931年12月上旬秘密离沪，12月底已到达江西瑞金。
1932年2月20日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对于《伍豪启事》的辟谣，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1932年2月下旬，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出布告，指出“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但《斗争》和苏维埃政府的布告发行的范围有限，为维护周恩来和共产党的威信，有必要用合法的、公开的方式向公众、向国际进一步澄清。
中共临时中央通过陶行知做《申报》负责人史量才的工作，2月22日《申报》刊出一则事实上辟谣的小广告：“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一则，因福昌chuáng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后感到这个广告还不够有力。经大家商议，由潘汉年通过huáng慕兰找法捕房律师，希望他能代表伍豪登一否认启事。这位律师说，他虽任法捕房律师，但毕竟是中国人，万一国民党找上门来，难以解释。他建议代找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亦周恩来曾用名)刊登启事。经陈云同意，重金延聘巴和律师，在3月4日《申报》上以醒目大字标题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rǔ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事务所：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41号6楼5号”。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敌特的造谣污蔑!
据当年参与制造所谓《伍豪启事》的中统特务huáng凯谈，起草《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者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gān事张冲，派人把《启事》分送各报者是huáng凯。但几年之后，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张冲逐步感到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必要，也体会到中共“合作抗日”之诚意，转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积极奔走，抗战时期亦坚持团结抗日。1941年8月11日张冲病逝，周恩来曾著文悼念。
“文革”期间，江青等人利用这则伪造的启事诬陷周恩来。周多次向组织说明历史真相。1967年5月19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附送有关历史资料。毛泽东明确指出“此事早已查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江青等人陷害周恩来的企图未能得逞。
3、团结杨度。杨早年是拥戴袁世凯称帝的重要人物。1916年袁死后，杨被通缉。1918年秋，杨度在沪，正值孙中山受桂系军阀和政学系压抑，被迫离穗来沪。杨会见孙中山，经孙中山介绍认识了李大钊。杨受李大钊影响，逐渐认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前后，杨思想有很大转变。1927年李大钊被捕，他曾极力营救。李牺牲后，他多方帮助，周济被难者家属，毁家经难帮助党筹集经费，并参加革命济难组织互济会和其他进步团体活动。晚年，秘密在上海找共产党。、开始时，他的要求未被党重视。周恩来得知后，亲自做他的工作，鼓励杨与政学系、改组派联络，从而能经常了解汪jīng卫、胡汉民、政学系以及南京统治集团的动向。杨又是杜月笙的座上客，由此渠道，可以了解上海流氓、帮会和国民党要员情况。这些情报，不仅有助于中共的保卫工作，而且对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分化敌人、争取同盟者有参考价值。杨度转向革命，一度使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感到意外。李立三也是湖南人，知道杨度的生平，他对帝制派能信奉革命感到难以置信，乃派文委书记潘汉年见杨。潘与杨见面后，议论风生，十分投合。杨擅长书法，潘请杨为党中央所办《红旗日报》(一说《周报》)题写报头，杨毫不犹豫，一挥而就。潘将杨的题字向李立三复命，李才信服。
1931年5月中央特科改组，陈赓将杨度的组织关系转给潘汉年。后来，潘又奉周恩来命jiāo给夏衍。杨当时作为秘密党员起了别人无法代替的作用。1931年9月14日，杨度逝世，周恩来、潘汉年等曾秘密地亲去吊唁致哀。
4、保护张浩(林育英)。当时，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吴开先手下当文书的沈寿亚，早期曾任中共嘉定县委书记，内部叫他“老枪”。潘同他建立了联系，要他隐蔽下来，长期埋伏，争取吴开先信任。1931年至1932年间，沈被调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门某科的登记员，在他负责发放的登记表中，有一部分向国民党市党部秘密自首的共产党叛徒的登记表。潘授意沈向吴开先建议，自首登记表应与一般国民党员登记表分开处理、保存;并须有照片存底。这一建议被吴采纳，并决定由沈专管自首登记表。沈向中共党组织反映，上海某区一中共党员，秘密自首，并向敌提供了全国总工会常委、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浩(林育英)的职务和住处。敌特要这个叛徒继续与张浩来往，了解张浩上下左右关系。特科要沈取出此人的登记表和照片，核对属实后，全力保护张浩夫妇安全转移，并制裁了这个叛徒。张浩后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参加起草著名的《八一宣言》，同年11月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jīng神，对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恢复中共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作出重大贡献。并按党中央指示，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同张国森分裂党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以上仅是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片断。对他这个时期工作的评价，1981年冬，在关于特科历史的座谈会上，陈云同志在肯定了中央特科重要的历史作用之后，说：“一二八”后，“就由潘汉年具体负责特科”，“应该说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是他领导”。当然，特科局部工作的努力和成就，不能改变当时由于王明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损失和被动局面。
二
1933年5月14日，潘梓年、丁玲被捕，潘汉年奉命撤离上海，到达江西瑞金。
在苏区，他先后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赣南省委宣传部长等职。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
在此期间，潘汉年两次被委派为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先后同福建国民党十九路军、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这两次谈判都是成功的。前一次谈判，促成了福建事变。但因当时的“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导，丧失了利用福建事变打破围剿这一良好机会。后一次谈判则为红军长征突破南线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