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有人诬蔑我们统一战线的口号是玩弄手腕，毫无诚意。我想你一定注意到巴黎《救国时报》转载的王明的文章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说明。在这里我想qiáng调说，全国民众都知道，两党继续内战必将便利日本由北向南地并吞整个中国。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抗日救国是它一贯的主张，虽然我们过去政见不同，但遭受亡国之耻rǔ，我们大家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认为，在内政问题上的歧见，彼此可以暂时放在一边，首先来救国。假如你们诚心诚意地想与我们共同抗日，我们不会玩什么手腕。只有那些不想抗日，企图利用抗日口号欺骗民众的人才会这样做。
邓：国内只有我们与你们两种力量，假如能够联合起来，就像一九二五年的合作那样，一定可以有办法。过去是因为鲍罗廷的错误使得我们在一九二七年不得不分裂。我们的领导人常说，朱、毛那时对于分裂是没有责任的。
潘：过去的不要说了。究竟谁对谁错，历史会回答的。现在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国民党能够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反帝主张，来制定政策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yīn谋得逞。我可以代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领袖朱、毛两同志和王明同志，向全体国民党员以及南京军队的全体将士宣布说：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表示抗日，我们愿意与你们谈判合作问题。
邓：我们最近召开的六中全会和五次大会，已经表达了团结对外的一致愿望，这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团结现象。现在政权也开放了，比如银行界张公权、教育界蒋廷黻等，都不是国民党，现在也吸收到政府里来了。言论自由也有了明确的规定。今年五月要召集国民大会，说明我们准备把政权jiāo给人民。近来对你们的进攻也消极了。由此可见我们不是不愿意与你们合作，而是许多问题阻碍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作出这样的表示。今天我们能够会面是很好的开端，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彼此意见接近的办法。
潘：朱、毛的通电你们为什么没有讨论呢?同时，上海、武汉等地也没有停止逮捕抗日分子与共产党员，你想朱、毛他们怎么能够知道你们想抗日呢?
邓：这也难怪红军。就是为着粮食，他们不打也不行。我们曾两次找过鲍格莫洛夫，向他说明我们要找你们谈判，但他表示不愿意过问我们国内的问题。因此不待过yīn历年我就匆匆来此，预备从《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转信给王明，又怕没有结果，又担心日本特务会知道，所以我直接写了一封信给共产国际秘书处转王明。他不知收到没有?
潘：没有。可能还没有寄到吧。
邓：我在上海时从上海领事馆里找到最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把王明那篇文章连夜找人泽出来，连同王明在七次大会上的发言一起jiāo给了蒋先生。因此他要我来和王明谈谈。
潘：我们今天能见面，这很好。希望你能够具体说明一下你们对于与我们合作的意见。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
邓;要合作这一点是确定了。不过有三个问题比较难解决。一是联合以后对日作战非统一指挥不可;二是我们现在子弹和粮饷都只够三个月的，如果要打持久战，就非另想办法不可;三是外jiāo方面我们对英美是有些办法的，但英美离中国太远，远水不救近火，无论如何没有苏联与我们那样方便。最近我们得到消息，日本今年肯定要打外蒙，因此我们应当与苏联合作，让他们帮助我们军火和粮饷。这一点很重要。
潘：如果真心抗日，这三个问题应该都不难解决。统一指挥将来我们可以讨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抗日应当利用英美的帮助，这一点我们不会反对，并且我们近来一直有人研究英美日之间的冲突，将来也许在这方面可以贡献一些具体的意见。关于找苏联帮助，这确很重要，根据他们一贯帮助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则，只要南京政府坚决站在团结全体民众反对日本的立场上，我个人相信苏联对中国的P族运动是会同情的。你们从外jiāo方面去努力不会没有结果的。至于说日本最近关于进攻外蒙和内蒙的宣传，它很大程度也是故意吸引南京政府的视线到蒙古问题上去。因为苏联国防力量雄厚，全国团结一致，日本没有欧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实际上是不敢冒险进攻苏联的。最近外蒙古政府派人到苏联来，莫洛托夫等重要领导人都亲自接见，这说明外蒙在外jiāo上是很有办法的，日本进攻外蒙恐怕不比进攻南京政府更容易。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讨论日本究竟是先进攻外蒙，还是先进攻中国。我们现在应当努力团结一致对付日本，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问题是朱、毛和王明同志8月1日即发出宣言，最近红军又发通电，南京政府除因汪jīng卫被刺组织上略有变动以外，看不到有任何真正抗日的准备。
邓：要抗日其实政府早有准备，不然的话日本为什么总是要威胁蒋先生呢?关于我们抗日的准备问题，将来会有文件来证明的。现在情况非常迫切，日本可能只留给我们三个月时间，而我们之间尚未停战。即使停战后，八十个师的部队也不可能马上集中起来，何况为了避免日本人知道国共妥协，先发制人，各个击破，与红军接触的部队还不能立即撤退。但我敢说，我们与红军停战之日，就是与日本宣战之时。因此我希望能够与你们早日谈判成功。
潘：希望今天我们初次jiāo换意见之后，下次你能够具体地代表南京政府提出你们的想法。
邓：当然。不过，虽然我们谈话也是一样，我还是希望见一见王明，因为来莫时蒋先生特别叮嘱要我会见王明的。
4.4 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中共代表
谢黎萍
提起第二次国共合作，人们自然会想起作为中共谈判全权代表的周恩来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所展现的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谈判艺术。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史实：在西安事变前，中共还有一位谈判代表，这位代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初阶段，做了大量穿针引线工作，并且在与国民党的接触、谈判中，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为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位不rǔ使命的谈判代表就是潘汉年。
潘汉年是1936年4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从莫斯科起程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的。在此之前，国共两党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冰炭不相容的敌对状态后，于1935年冬开始出现一线转机。为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势头，蒋介石在消灭中共基本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企图以收编的方式“政治解决”共产党。这样就有了国民党驻苏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主动约见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一事。当时王明qiáng调国共两党的中央均在国内，谈判宜在国内进行为好，并且指定正在莫斯科的潘汉年为中共代表团派出的谈判联系人。于是，潘汉年受命回国。
1936年5月，潘汉年和正在苏联逗留的胡愈之一起从莫斯科取道巴黎到达香港。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在香港迎接了他们。潘汉年抵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在莫斯科与邓文仪的约定，给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发信，请他派人来香港联系。第二件事就是派胡愈之赴上海，寻找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并希望由此了解一些党中央和红军的情况，以完成他此次回国的另一项任务——把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密电码jiāo给党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