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55页。孙哲生即孙科，冯焕章即冯玉祥。
②《要蒋、宋实践在西安所商定之条件》，《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③《要求蒋介石具体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1937年1月21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0期。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37年1月至2月初，当周恩来为维持和平局面在西安彻夜不眠，运筹帷幄时，潘汉年为落实蒋介石离开西安时以人格保证的协议也奔波于西安、南京、上海等地，并就撤军、红军驻地、给养、西路军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谈判，配合周恩来最终基本解决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南京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进攻，国内和平局面得以最后奠定。
考虑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继续进行国共两党的谈判。周恩来的出面，标志着国共合作已从最初的接洽、联系、短兵相接的jiāo锋，进入了实质性启动的新阶段。在以后历时7个月的谈判工作中，周恩来以一个政治家的杰出才能，扫除重重障碍，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在1937年2月后的国共历次谈判中，潘汉年陪同周恩来参加了3月的杭州谈判。这次谈判在两党合作、红军改编及经费问题上均取得了一些进展。会议结束后，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就上述问题又与陈立夫、宋子文进行了多次协商谈判。至此，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代表的工作告一段落。
从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潘汉年先后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及中共中央的派遣，以中共谈判联系人及谈判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进行了将近1年的有关两党合作的接洽、联系与谈判。潘汉年以其出色的工作，使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了国民党方面对合作谈判的政治态度，从而制定正确的谈判方针。同时，潘汉年又以其既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张弛结合的谈判艺术，最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为贯彻党的团结抗日方针作出了积极贡献。
4.5 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国共谈判给潘汉年的电报摘录
文广祖
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的联络和代表，奔波于上海、南京、西安、保安等地。在这期间，他和中共中央随时联系，并得到中央负责同志及时的指示。这里，我们展示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部分电报，从中既可看出中央对潘汉年的谈判十分关心，作出具体指示，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如何倚重潘汉年担当这一重任。
(一)毛泽东
致电潘汉年：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应于接电后7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7天至10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1936年8月25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1936年8月26日
致电西安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为了讨论整个统一战线问题及西南问题，请潘汉年动身回保安。
1936年9月4日
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①来电称，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①张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1936年10月10日
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qiáng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936年11月22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1936年12月10日
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1936年12月19日
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1936年12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介石新政策的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将给民族国家以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盖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应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之祸国yīn谋。望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
1937年1月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为使红军gān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
1937年1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第一，“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yīn、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这八县原来大部是苏区)，红军主力则驻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11、富县、甘泉、肤施、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等县镇。复电要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jian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