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救亡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著名政治活动家郭沫若等，均在上海华界沦陷后，由潘汉年安排撤离上海。当时，上海的形势已急剧恶化，中共中央曾于上海华界沦陷的当天致电潘汉年让他转入地下，“完全秘密”起来。①但考虑到这些上层人士的安危，考虑到他们随时可能遭受日伪的暗害，潘汉年仍忘我地工作着。为向各界人士阐明撤退的意义，潘汉年以宴请的形式，专门召集他们开会，向他们解释在日军占领上海的新形势下，为保存革命力量，必须撤离上海。之后，从确定撤退对象，到jiāo通工具的选择;从撤退秩序，到安排人员陪送，事无巨细，潘汉年均亲自过问。由于他细致周全的安排，这些上层人士均安全地撤离了已被日军包围的上海。
①洛甫、毛泽东致博古、潘汉年、刘晓等《关于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的方针问题的指示》(1937年11月12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潘汉年在广泛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根据周恩来关于充分利用上层的合法关系，广泛联系群众，建立群众组织的指示①，十分注重以上层的统战工作推动基层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他充分利用“八办”公开合法的地位，通过新闻界的杨枣，职业界的王纪华，文化界的王任叔，妇女界的沈兹九，与各界救亡团体保持密切联系。随着各界救亡协会的相继建立，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澎湃之势，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
①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
1937年夏秋之际，第二次国共合作已成定局。潘汉年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以及自己的合法身份，在与国民党及部分地方实力派人士的jiāo往中，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拓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就以争取《救亡日报》的出版为例，最初国民党市党部对“文协：，要求出版机关报——《救亡日报》持反对态度，并迟迟不予批准。以后迫于形势，虽然改变了qiáng硬的态度，但要求《救亡日报》必须国共合办。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同意把《救亡日报》办成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并就此事与国民党市党部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进行了具体磋商。为了保证《救亡日报》既能公开合法的出版，又不被国民党所包办，潘汉年在与潘公展见面前，首先拟定了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人事安排，并就我方请夏衍任总编辑的想法向郭沫若作了jiāo待。8月中旬，潘汉年和潘公展之间关于《救亡日报》出版一事的谈判在浦东大楼潘公展办公室进行。潘汉年约了郭沫若、夏衍同去。双方见面后，潘公展主动提出请郭沫若任《救亡日报》社社长，这一表态与他不久前派流氓破坏欢迎郭沫若回国大会显然有了天壤之别。因为这时的潘公展已经看到了国共合作的大势及郭沫若的巨大影响，请郭沫若任社长是众望所归。但是潘公展接着就提出了既然是合作办报，就应该有两位总编辑，两位编辑部主任，经费由双方负责的具体设想。并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具体人选。潘汉年为了把报社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中，提出既然双方都已推举郭沫若任社长，那么有关报社其他工作人员，应由社长决定。潘公展被迫同意。由于国民党方面派进报社的人选对报刊出版工作都较为生疏，加上《救亡日报》的大部分编辑、记者、工作人员都是郭沫若和夏衍以及“文协”宣传部根据潘汉年的意图协商选定的，这样就从事实上打破了潘公展意欲通过合作办报的途径左右《救亡日报》的企图，为党争取到了一块公开合法宣传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
“八一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分别到国民党军队陈诚总部及张发奎、罗卓英部进行抗战宣传服务活动，是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的又一成功例子。组织战地服务团至国民党军队服务的想法最初是陈诚向郭沫若提出的。之后，郭沫若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根据周恩来庐山谈判中涉及的有关向国民党军队派服务团的jīng神，认为可以同意陈诚的要求。并且提出我们可以组织一批爱国的革命青年到国民党部队去工作，不仅可以在战地群众中做宣传、组织、服务工作，而且可以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jiāo些朋友，进行团结救亡的教育。但潘汉年qiáng调一点，即根据国共双方的约定，一方不在对方军队中发展党的组织，因此这次上海组织的三支战地服务团切不能破坏这一约定。服务团成立后，潘汉年又专门找负责人开会，重申这一纪律。由于双方信守诺言，战地服务团工作进展顺利，并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潘汉年在任“八办”主任时，还把统战工作做到上海青帮头目、抗战后出任国民党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杜月笙身上。针对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急需防毒面具一事，潘汉年致函杜月笙，指出：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送予日寇重创”，但因为“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杜月笙接信后，第二天即在杜公馆召开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讨论捐赠防毒面具一事。最后，会议一致通过将1000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价值约1.6万元)捐赠给前方八路军将士的决议。①
①《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抗日战争(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版。
如上所述，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潘汉年在上海将近一年的统战工作，不仅赢得了各界上层人士的信任与支持，而且将上层统战工作与基层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将对国民党的团结争取工作与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从而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的阵地，推动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进程。潘汉年作为一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者，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使命。
5.7 潘汉年与上海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
huáng金平 吴祥华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同时，他又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统战工作对他来说是“老行当”，得心应手。在新的条件下，他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帮助民主党派整顿发展
解放战争期间，各民主党派成员和各界人士积极投身于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斗争，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亲密的战友，为新中国诞生后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城之初，潘汉年就陪同陈毅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张元济、颜惠庆等著名爱国人士，广泛听取他们对接管、改造和建设新上海的意见。在短短的一二个月内，接连召开各种座谈会，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知识界代表人士会晤，宣传政策，稳定人心。1949年6月1日，上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宴请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负责人陈毅、粟裕、刘晓、曾山、潘汉年等。陈毅在会上致词说：中国以后的根本任务就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当与各阶层爱国同胞共同努力，来打文化仗和经济建设的大仗。6月3日，邓小平、陈毅、张鼎丞、曾山、潘汉年等设宴答谢上海各民主党派人士。出席会议的有：张澜、罗隆基、史良、郭钊沉、陈铭枢、郭chūn涛、胡厥文、谢仁冰等。席间，宾主jiāo谈极为欢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