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中可见，沉于情感中的唐玄宗已经将国家大事置于脑后，受jian臣的蒙蔽也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虽然杨贵妃并不gān涉朝政，但其远房堂兄杨国忠在李林甫死后成为了又一个专权的朝臣。他在当宰相后，一个人身兼四十多个职位。杨国忠为人qiáng辩而轻躁，专擅朝政，“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他一方面迎合玄宗，一方面拼命搜刮老百姓，致使朝政比李林甫在位之时更加败坏。《国史概要》中说，李林甫是“养成天下之乱”，而杨国忠则是“终成其乱”。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先后专权以及对百姓的搜刮和对天下财富的聚敛，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
*无度开边
此外，玄宗自以为国力雄厚、军队qiáng盛，因此十分热衷于开边，对吐蕃、南诏、契丹不断发动战争，不仅恶化了民族关系，而且财政上也用度不足，故而又任用王等聚敛之臣，对人民加紧搜括;同时大量扩充边军军备，导致了军事布局上的外重内轻。由于府兵制的崩溃，开元十一年实行募兵制。这种雇佣兵，由政府提供粮饷，因此军费成为一项重要负担。开元初军费二百万贯，开元末军费增至一千万贯，天宝末年军费增至一千五百万贯。曾经的“盛世”怎么经得起这样频繁的折腾?
开元年间，边境共设十个节度使，他们不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政权、军权、财权集于一身，形成了半割据的势力。玄宗期间边境驻军占全国总兵力的85%以上。
随着唐朝朝政的腐败，唐朝在西域的威信一落千丈，边境危机日趋加重。为了应付边境危机，朝廷更加仰赖节度使。这种状况使节度使骄横跋扈，自然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日渐增大。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就是边境的节度使作乱，唐朝从此开始由盛转衰。
前文业已讲过，玄宗后期，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使唐的军事形势由原来的“内重外轻”逐渐变成“外重内轻”，这个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唐玄宗穷兵黩武，喜欢开边;另一方面则与府兵制度的瓦解也有密切的关联。
府兵制度是唐初开始实行的兵役制度。府兵必须自备兵甲衣粮，所以对于百姓来说，服兵役是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在均田制推行较好时，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种兵制还能勉qiáng维持。后来均田制逐渐解体，农民便无法负担沉重的兵役。这是造成府兵制破坏的主要原因。此外，服役的士兵年限长，而且常受nüè待，这样就使人们视兵役为畏途。府兵的兵源渐渐枯竭了。到749年(天宝八年)，唐政府不得不下令停止对府兵的征发，实际上宣布废除了府兵制度。
代替府兵制的是募兵制。征募来的士兵的武器和衣粮都由政府发给，他们长期服兵役，属于雇佣性质的职业兵。这样唐政府在军事方面的支出日益增大。
另一方面，由于唐玄宗追求开边，因此不断增加边镇节度使的军备，而节度使的权力也不断扩大。开元年间，边境的十个节度使不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而且 “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政权、军权、财权集于一身，形成了半割据的势力。玄宗期间边境驻军占全国总兵力的85%以上。
随着唐朝朝政的腐败，唐朝在西域的威信也一落千丈，边境危机日趋加重。为了应付边境危机，朝廷更加仰赖节度使。这种状况使节度使骄横跋扈，自然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日渐增大，乃至公然反叛。公元755年，节度使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拉开了唐王朝走向衰落的序幕。
安史乱天下
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安禄山出身于营州杂胡。他因为残酷镇压奚、契丹人，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先后出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此外，他善于巴结李林甫和杨贵妃，并拜小自己近二十岁的杨贵妃为“gān娘”;他还向玄宗進贡奇珍异宝，深得其宠信。在唐玄宗的心目中，安禄山的地位与宰相不相上下，故而特许他可以出入宫禁。
不过，表面上阿谀奉承的安禄山却是个野心极大的人，他不安于现有的一切，他想要做皇帝。他利用多次到长安、出入宫禁的机会，对唐政府的腐败、虚弱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因此起了起兵灭唐的异心。
当时，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兵力已经超过20万，而十镇的总兵力也不过49万，中央直辖部队也仅为10万。史书上说：“禄山恃此，日增骄恣”，“包藏祸心，将生逆节”。他不仅囤积武器、粮草、马匹等，还豢养了一支由八千胡人壮士组成的私人部队，绝对效忠于他个人。他还收揽了猛将史思明和蔡希德。沉迷于酒色中的玄宗丝毫没有觉察出安禄山的叛逆之心，丝毫没有觉察到大祸即将临头，依旧做着所谓的“快活天子”。
史思明，也是杂胡出身。他到长安奏事，博得了玄宗的欢心，赐名为思明。在安禄山叛乱以前，史思明官至平卢兵马使。
尽管历史上昏聩之人不少，但那种大智慧者也并不罕见。生活在太宗时代、以预事准确著称的李淳风在《推背图》中对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早有预言。
《推背图》中关于安史之乱的预言和历史的真实
《推背图》第五象的图中画一妇人跪在地上，旁边有一副马鞍和一部史书，暗指“安史之乱”。谶文是“杨花飞，蜀道难。截断竹箫方见日，更无一吏赖平安”。颂词是“渔阳击鼓过潼关，此日君王幸剑山，木易若逢山下鬼，定于此处丧金环。” 让我们结合史实来详细解析。
经过长达十年的准备后，安禄山于755年(天宝十四年)冬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反唐，率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军队十五万人，南下攻唐。唐玄宗因为没有想到安禄山会叛乱，所以在军事上毫无准备。而中原各地亦由于常年无战事，很多郡县无兵可用，毫无应变准备，或弃城逃跑，或开门出迎。
没有受到多少阻挡的安禄山很快占领了huáng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在渡过huáng河后，连败唐军，一路攻陷陈留、荥阳(河南荥阳)、洛阳，直抵潼关，并长驱直入，進bī长安，应了“渔阳击鼓过潼关”一句。
756 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防守潼关的唐将哥舒翰，虽拥有近二十万的军队，但因是临时凑集来的，缺乏战斗力。而玄宗和杨国忠因对哥舒翰不放心，接连派宦官bī其出兵。结果，哥舒翰在灵宝被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军队打败，全军覆没，哥舒翰也做了俘虏。同年六月，叛军长驱直入，攻陷唐都长安。叛军攻入长安后，大肆杀掠，惨绝人寰。
潼关失守后，唐玄宗君臣一行慌忙出逃走蜀道，蜀道古有剑阁，雄峙群山，又应了“此日君王幸剑山”一句。仓惶出逃的玄宗在逃到马嵬坡(陕西兴平西)时，随行的将士发生哗变，杀死了杨国忠，又qiáng迫玄宗缢死杨贵妃，否则不肯护驾。杨贵妃自尽，年仅三十八岁，应了“木易若逢山下鬼，定于此处丧金环”两句。木易合起来是个杨字，山字下加一个鬼字是个嵬字，即杨贵妃死于马嵬坡，这里金环是杨贵妃的r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