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政治上，太祖还采取措施分割宰相权力和削减地方长官的权力。与唐朝宰相权力过大相反，宋初不仅在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作为副贰，而且还把枢密使和三司使定为常设官员，以枢密使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以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使分取宰相的财政大权。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合称“二府”。也就是说，宰相主政，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一切都要通过皇帝。同时，提高御史台、谏院等监察机构的权力和地位。经过这些改革，宰相只剩下有限的权力，而皇帝可以总揽大权。
宋朝还规定州郡长官不能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并且州郡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也归朝廷。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各地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从此结束了武人专横跋扈的局面。而且地方长官的权力分散，任期又短，武力削弱，无法与朝廷对抗。
第三，進一步完善科举制度。由于宋朝的地方长官多由文官担任，而选拔这些官员的途径就是科举考试。北宋建国后，就逐渐采取许多措施，严格考试程序，增加录取名额，提高被录取人的待遇。从宋太祖后期起，举人经礼部试之后，必须再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算合格。这样，被录取的人便成为“天子门生”。宋太宗在位的21年中，通过科举而得官的将近一万人。宋朝的这种趋于完善的科举制度，对后世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经济上，北宋在土地政策上，采取了“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这一政策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减少了政府对土地的政治gān预，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也使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政府获得的土地税也逐渐减少。到北宋中期，达到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 (《宋史?食货志》)的地步。
北宋的农业税，沿用唐朝后期以来的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税额较低。
第五，在对外关系上，对辽和西夏国采取被动防守的方针，即只在边境上屯驻少量的禁军。
太祖受命杜太后，传位于弟弟，即太宗。一次，太宗生病，太祖亲自前往探视，并亲自为其灼艾。太宗觉得痛，太祖就取艾自灸。太祖常常对近臣说：“太宗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云。”
976年初，太祖去世，终年五十岁。谥曰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庙号太祖。
《宋史》称赞太祖说：“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甚相绝哉?及其发号施令，名藩大将，俯首听命，四方列国，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来，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录、幕职，躬自引对。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礼作乐。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乌呼，创业垂统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
宋太宗贤明治国
太宗初名赵匡乂，后改赐光义。史书记载，当太宗出生时，“赤光上腾如火，闾巷闻有异香”，这预示着他将来不凡的经历。太宗年幼时就极具威严，其他孩子与他儿戏，都对他十分敬畏。长大后，更是“隆准龙颜”，气度不凡。
太宗生性喜好读书，并且多才多艺。他跟随太祖南征北战，立下了累累战功。太祖去世后，太宗即位，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太宗遵循太祖时期的各项制度，贤明治理国家。他关心农事，每逢gān旱时节，他就下令群臣共同祈雨。
有一年，天下发生旱灾，并且出现了彗星。太宗于是下诏说：“朕以身为牺牲，焚于烈火，亦未足以答谢天谴。当与卿等审刑政之阙失、稼穑之艰难，恤物安人，以祈玄祐。”冬季，天下又下起了大雨雪。太宗将上天的这些谴责归罪于自己，因此再次下诏令四方所上表祗称皇帝。而不必加尊号。群臣上表请求恢复尊号，太宗不许。
同太祖一样，太宗提倡节俭，所穿衣物都是浣洗之后的;对于天下奇巧的物件，下令销毁，以免玩物丧志;而对于各地敬献的美女等，也一概拒绝。
太宗时期，曾在979年(太平兴国四年)、986年(雍熙三年)两度出军攻辽，企图把契丹势力驱逐出长城，可是全都失败了。自此，北宋对辽采取被动防御的方针。
太宗以贤明治理国家达二十二年，997年去世，中年五十九岁。群臣上尊谥曰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庙号太宗。
《宋史》称赞太宗说：“帝沈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陈洪進、钱俶相继纳土。未几，取太原，伐契丹，继有jiāo州、西夏之役。gān戈不息，天灾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乱。其故何也?帝以慈俭为宝，服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绝远物，抑符瑞，闵农事，考治功。讲学以求多闻，不罪狂悖以劝谏士，哀矜恻怛，勤以自励，日晏忘食。至于欲自焚以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纾民力，卒有五兵不试、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齐耆耋之叟，愿率子弟治道请登禅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帝之谓乎?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
真宗理政时期和澶渊之盟
太宗去世后，第三个儿子即位，这就是真宗。历史上的真宗尚属于英悟之主，但性格软弱。真宗能体恤民情，当京城发生灾疫时，他派遣大臣分发药品;每当各地发生灾情时，他会下诏减免税赋，并進行赈灾。真宗也能任用贤明的大臣，比如寇准，杨继业等。
真宗时，北方辽国已兴起为一个qiáng大的军事国家，不断向宋朝進兵侵犯。公元999年、1001年、1003年，辽兵连续三次入侵宋朝边境，作试探性的行动。
公元1004年2月，辽对宋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入侵。辽军一路所向披靡，攻克了许多宋军坚守的州县，长驱直入，向huáng河边挺進，大有直bī北宋都城开封之势。
这时，在如何对付辽军進攻的问题上，朝中大臣发生了主张迁都逃跑与坚决抵抗两种对立的意见。真宗也惊恐万状,拿不定主意，于是征求宰相寇准的意见。寇准认为：“应该先斩献策迁都的人，然后北伐。”寇准告诉真宗，击退辽军有上、下两策。上策是真宗大驾亲征，这样全军将士振奋，军威倍增，可一鼓作气，击退辽军而巩固边疆。下策是真宗坐镇京都开封，坚守城池不退，并出奇兵骚扰辽兵后路，断其粮秣，使辽兵因长期不得進展而疲劳涣散，再举兵反攻，亦可获胜。如果抛弃在开封的宗庙，跑到楚、蜀去，必然会人心崩溃。那时，辽军乘胜长驱直入，宋朝少则失去中原大地，偏安于一隅;多则尽失天下，宗族尽灭。
真宗接受了寇准的上策意见，于公元1004年11月率军离京向河北進发。这时，辽军已抵达huáng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城，对澶州北城展开三面围攻。辽军的先锋挞览在督战时被宋威虎军头张环的chuáng子弩she中额角，当晚死去。辽军因损失一员大将，士气大为低落，被迫暂时稍为退却。正在此时，宋真宗在寇准的陪同下渡过huáng河，抵达澶州北城，这给因杀死辽军主将而刚刚抬头的宋军士气注入了兴奋剂。宋军将士士气由此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