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象，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中共藉口抗日以扩张，藉口抗日以反蒋的种种行为，终于在皖南事变中得到了报应。但是中共却借此大叫冤枉，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天大谎言洒遍全国，并流毒至今。中共更借此一事变，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动推向了高cháo，将分裂、扩张和卖国的罪行愈演愈烈。
抗日期间中共的通敌卖国行为
前文已经讲过，早在中共建党不久，就依附苏联，处处听从其指示。在后来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上，中共不仅没有指责苏俄的侵略行为，反而接受了苏俄的五条指示，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在这一口号下决定发动更大的武装bào动，以与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这种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出卖和背叛，在中共的历史上并非是独一无二的。抗战期间，中共再次与日军暗地里勾结，协助日军攻打国民党军队，甚至还进行秘密谈判。
根据现有资料，中共与日军的勾结始于1941年。1941年4月，当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协定，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国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和主权。”同时，史达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甯次、汪jīng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当时，中共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当时，还有中共中央电令直接到达。因为事关重大，饶、杨、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当即决定潘汉年返回延安，当面请示毛泽东，并要求中央给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汉年于1943年携带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军，开始着手和冈村宁次以及在南京的汪伪政权谈判缔约。
当饶、杨、潘到达南京后，首先去找了汪jīng卫，当即遭到了汪的拒绝。深谙共产党邪恶本性的汪jīng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jiāo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中共12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
中共代表被汪jīng卫拒绝后，竟直接接触日军驻华部队总司令冈村甯次。经多次谈判后，饶漱石和杨帆返回苏北驻地;留下以潘汉年为首的工作组，继续完成和日军谈判缔约的工作。建国后，毛泽东为了掩盖这段见不得人的历史，首先把和高岗从无瓜葛的华东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监禁起来，饶死于狱中;继而又将华东人民政府公安部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和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潘汉年打成反革命，内部传达为“汉jian”，逮捕后长期监禁。
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弗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记中也证实了中共勾结日军的行径。他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甯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的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另外，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也披露了一则抗战后期，中共背着国民政府和四万万浴血抗战的同胞，私下里透过秘密渠道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该书披露：1945年6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事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qiáng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甯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资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即由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反应奇快，密电答复：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六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gān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 经中共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 ’，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 1945年8月发现的秘密。”
中共的两面性，即一面是人，一面是鬼的丑恶嘴脸再次bào露bào露无遗。难怪那位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的指责道： “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毛所领导的中共在其以后的统治岁月中，又何尝忘记“人民也只不过是其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为了一己私利，中共真正是不择手段。
中共第二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延安整风运动
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打着抗日的幌子，借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时刻不忘记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除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诸多措施外，在思想上，一方面，毛泽东苦心竭虑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即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从而为中共的种种卑鄙行径找到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份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的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由毛泽东再次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也是继三十年代初中共肃反运动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通过整风运动，毛泽东彻底清除了党内可以与己抗衡的人物和力量，从而确立了自己绝对的领导权威，直至1976年死去。他领导下的中共带给中国人民的绝不是什么福祉，恰恰是中共撒谎、血腥、残bào、邪恶的本性，决定了它带给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只能是黑暗专制的统治和无尽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