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赵紫阳的回忆，他上任不久，就对邓汇报说“反自由化最后就是反改革开放，反到你的头上”。邓听后默默不语，赵的心里于是就有了底，随即发动反左运动，把左派邓力群打了下去。赵紫阳主持下达了中央“四号档”，明确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只限于党内，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以正面教育为主”。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在1987年寿终正寝。赵紫阳的做法使这次运动并没有扩大化。
在1987年5月，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9月和10月，西藏爆发要求西藏独立的游行和骚乱。1988年1月，上海爆发甲型肝炎。3月5日，拉萨祈祷大法会再次出现要求西藏独立的游行和骚乱。中共派兵镇压。在镇压行动中，共有四人死亡，两百多人被收容审查。
并不谙政治为何物的赵紫阳当上了总书记后，希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根据其回忆，他在89年之前曾经探询过邓的意见。当时邓小平的意见是：一、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二、可以开放报禁，允许发表对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但是批评一定要合法;三、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这就是邓的底线。不过，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在 1987年后就一直没有再向前推动过。
而1987年的学生运动虽然夭折，但并没有彻底打消学生对民主的渴望。1989年出现的学cháo再次表明了这一点。
中共的bào力屠杀：“六四”血案
文革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但是文革和毛时代结束以后，虽然更换了新的领导人，虽然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但不管城头变换怎样的大王旗，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并未改变其bàonüè的本性。1989年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的屠杀就是中共本性的再一次bào露。
* “六四”源起和形成阶段
中共从1985年到1988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对学生等知识jīng英要求民主要求的镇压，并没有使学生和知识份子清楚的认识中共的本性，反而还对中共新领导人充满了幻想。
1989 年3月5日，拉萨发生要求西藏独立的游行和骚乱。3月8日拉萨宣布戒严。4月15日，已经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因病突然去世。由于胡在知识份子心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学生自发参加了悼念活动，并在悼念活动中对胡遭遇的不平待遇表达了不满，尤其表达了对一些腐败传言很多的领导步步高升的气愤。这种情绪迅速蔓延，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游行抗议活动，当时游行提出的最激烈的要求是：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二、彻底否定清除jīng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份子给予平反;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份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
这样的要求对政府来说显然不能接受，而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当然也不过分。中共的政府官员显然并不知晓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仅不派人与游行学生jiāo流，而是派武警前去维持秩序，学生的爱国热情受到压制。学生的情绪在胡的追悼会上爆发。(选自64memo中华富qiáng)
4月22日，在胡耀邦的追悼会上，学生qiáng烈要求政府高官接纳他们的请愿书，并希望能够看胡最后一眼。这要求在中共领导看来是过分的请求，因此给予拒绝。情绪失控的学生请愿者，扩大了游行规模，继续向政府提出他们的要求。西安、成都等地的游行者还发生了焚烧汽车的过激行动。
中共领导人没有正面的回应，采取的措施是通过学校给学生施加压力。学生的情绪因为没得到安抚，相反，却因为一些学生在冲突中被捕，更加大了学生的对立情绪。学生们坚持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 (64memo.com89)
不满学生会不能向政府反映他们的声音，遂成立了向政府反映意见的北大学生自治会。后来全国很多高校仿效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并成立了“高自联”。
此时，身居幕后、却一言九鼎的邓小平在赵紫阳离开北京出访国外期间，听了李鹏和中共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负责人的汇报后，断言学运“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并且发表了“四二五讲话”。
根据邓的讲话，4月26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史称“426社论”，把学生的游行请愿活动定性为“动乱”。对文革有着模糊记忆的学生们知道参与动乱的后果，尤其政治上的定性将有可能影响他们一生的前途。85到87年因请愿支持胡的学生在毕业分配中受到的整肃更让他们不寒而栗。
这时学生们只有两种选择，其一是响应政府号召，停止游行请愿，等待后来的处分，俗称“秋后算帐”。其二是继续抗争，至少能躲过动乱分子的帽子。学生们当然选择了后者。(六四档案 - 89) 学生的想法是：继续抗争，最坏就戴上动乱分子的帽子，万一政府良心发现，还能躲过这顶帽子。而如果不抗争，则动乱分子的帽子已经戴上了。可能最关键的还是 85到87年对学生的打压过于残酷，使他们非常恐惧承担被打压的后果。可以说，426社论的发表，将学生置于没有退路的位置。
事态发展到现在，应该说基本是学生的自发运动，根本没有后来所说的“受人煽动”的迹象，更跟所谓的“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赵紫阳搭不上界。
对中共而言，平息学cháo，要么开枪镇压，要么下台。中共当然不会选择下台，而时任总书记的、对学生抱有同情的赵紫阳倾向采取温和的政策。当在平壤的赵紫阳接到中南海紧急电报后立即赶回北京，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实行军管戒严，批评《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指示所发的426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有错误。与此同时，赵紫阳还提出与学生进行对话的方案，要求“退一步”，并承诺对话的局面一旦失控，责任可由其本人出来承担。但是邓态度qiáng硬，拒不接受。
此时，学生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取消426社论，承诺不“秋后算帐”。中共以赵紫阳为首的政府答应了不秋后算帐的要求，但因为邓态度的qiáng硬，却加大了426社论的宣传力度。这使学生们选择了对中共承诺的不信任。
4月27日，爆发了数万人的大游行，一些学生举着“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坚决打倒官倒和腐败”、“妈妈，我们没有错!”等标语走在游行的队伍里。一些海外的华人团体也开始声援国内的学生。
新华社又发表了428社论，口气比426社论略显缓和，承认大部分学生是被蒙骗的，只有少数人在煽动动乱。而学生们明白，他们基本上是自发的，因此如果说有人煽动的话那就是他们自己。中共显然已经暗含“杀机”。
下午，中共派袁木、何东昌等人与学生对话。中共还是没有回应学生的问题，只是劝学生返校上课。其后的几天，中共政府和学生都没有进一步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