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读《我之节烈观》。
文章一开始就jiāo代了写作的背景与动因：一些“君子”面对新文化运动引起的社会与思想文化变革，大谈“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最新的法子就是“表彰节烈”。——其实早在1914年一心一意要复辟当皇帝的袁世凯，就已经颁布过提倡节烈的《褒扬条例》，这是袁世凯全面恢复儒教独尊地位的努力的一个部分。1918年一些人重提“表彰节烈”不过是“故鬼重来”，鲁迅的这篇文章就是对这样一种复辟思cháo的回应。
这里还要介绍一个背景：鲁迅这篇文章发表于《新青年》5卷2号。在此之前，《新青年》4卷5号上曾发表周作人翻译的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周作人在文前写了一段话，特意说明“女子问题，终究是件重大事情，须得切实研究。女子自己不管，男子也不得不先来研究;一般男子不肯过问，总有极少数(先)觉了的男子可以研究。我译这篇文章，便是供这极少数的男子的参考”。——“五四”先驱者对“女子问题”的特别关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也是鲁迅、周作人终生关注的问题，以后的阅读中还会涉及。与谢野晶子的文章，首先提出了一个原则：“我们的希望，在脱去所有虚伪，所有压制，所有不正，所有不幸;实现出最真实，最自由，最正确而且最幸福的生活，我们就将这实感作基础，想来调整一切的问题”，对传统的道德提出质疑。接着就对传统的贞操观提出了一系列的“疑惑”，如“贞操是否单是女子必要的道德，还是男女都必要的呢?贞操这道德，是否无论什么时地，人人都不可不守;而且又人人都能守的呢?”等等。最后提出自己的主张：不是否认贞操本身，而是要将其看做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而不能当作“道德”，要求“一律实践”。同时又不能将其绝对化，要qiáng调婚姻是男女之间因“爱情相合，结了协同关系;爱情分裂，只索离散”。文章还批评了“对于结婚前失行的女子，无论他是由于异性的诱惑，或是污于qiángbào，或是由他自己招来，便定他是失节的人，极严厉的责他”的风气。——与谢野晶子的这些观点引起了中国思想界qiáng烈的共鸣，并直接影响了鲁迅《我之节烈观》一文的写作。
而首先做出反应的是胡适，他在《新青年》5卷第1号上发表了《贞操问题》，称“家庭专制最利害的日本，居然也有这样大胆的议论，这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胡适笔锋一转，对报刊上新发表的几篇“表彰节烈”的文章提出了猛烈的批评，并直指袁世凯的《褒扬条例》;qiáng调“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残忍野蛮的法律”，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等于故意杀人”。〔4〕
接着《新青年》5卷2号就发表了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同期首篇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里也提出“我们中国女子的节烈牌坊，也算是一种偶像”，“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同期，还发表了一篇《社会与妇女解放问题》(作者华林)，qiáng调“社会对妇女之情形如何，足征文明之进化与否”，“纲常腐败之旧道德，已不适用于新时代之生活”。——可以看出，这是《新青年》同人，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鲁迅等的一次协同作战，其中心即是要“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
我们继续往下读。在jiāo代了背景之后，就直奔题旨：《我之节烈观》，也就是我怎样看待“节烈”，把“节烈”置于被审视(审判)的地位。首先就要弄清楚所谓“节烈”是怎么一回事;经过一番讨论，鲁迅做了这样的概括：“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这实际上是树起了一个论战的靶子;然后开始进攻，提出“疑问”。但鲁迅又声明，“我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多数国民”，也即“节烈”论的社会基础与群众基础，这确实是鲁迅所独有的眼光。
鲁迅一开口便提出三个“疑问”：“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表彰以后，有何效果?”——鲁迅说，这是“依照旧日的常识”提出的质疑：在中国传统中一向是“男子做主”，“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yīn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而现在是你们男子将国家“治”得“国将不国”，怎么将罪责推之妇女，还要她们来独自承担“救世的责任”呢?鲁迅在这里揭示的正是“以男子为中心”的旧道德的内在矛盾。
接着鲁迅又提出了两个更带有根本性的质问：“节烈是否道德?”“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鲁迅说，这是“略带二十世纪气息”的问题，它所依据的正是新世纪的新道德：一是“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一是男女“一律平等”，“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应该说，这两条新道德原则的提出，在中国的思想史、伦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而且在一方面盛行极端利己主义，一方面却有人不断鼓chuī极端利他主义的道德高调的今天，也还不失其意义。
问到这里，本已经抓住了节烈论的要害;但鲁迅还要进一步追问：如此不合理的节烈，“何以直到现今，居然还能存在?”于是，鲁迅就把他的质疑伸向历史、文化、社会的深处，追问“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
这一追问，就有了几个重大发现。一是“节烈”并非自古有之，“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再嫁)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这样鲁迅就把他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宋以后的“业儒”，即以宣传儒教为业的道学家们。鲁迅进一步揭示这背后的社会原因：“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chuī女人自杀”。这就是说，愈是面临社会危机、道德危机、民族危机与统治危机，就愈要鼓chuī节烈这类旧道德，这几乎是一个规律：这是节烈“何以通行”的真正原因，也是鲁迅的一大发现。问题是，面对这样的“日见jīng密苛酷”的“畸形道德”，“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鲁迅指出，这是根源于“妇者服也”的儒家传统观念：妇女“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那么，男子“何以也不主张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答案是：“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况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明知节烈的不合理，也是不会有真正的改革的。这里，同样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汉以后“独尊儒家”的思想垄断与对“异端”的压制;同时，也指出了鼓chuī“述而不作(传旧而不创始)”的儒家传统对知识分子的消极影响。——不难发现，鲁迅在追问节烈发生、通行，不生改革的原因时，都指向了儒家传统及其背后的统治者，而其重点即是所谓“儒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