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生命的延续、发展”出发，就自然承认“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这就是“以幼者为本位”的新的伦理观。如鲁迅所说，这又是与“中国的旧道理”相反的：“父为子纲”的儒家伦理显然是“以长者为本位”，即鲁迅所批评的：“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要后起的生命为将要逝去的生命牺牲，其实是“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扼杀了将来的。
正是从“幼者本位”的观点出发，鲁迅qiáng调“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力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进而做出了“父子间没有什么恩”的断语。这又是一个骇世惊俗之论。恐怕至今许多人还认为父母有恩于子女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但这又确实是一个必须辨清的问题：因为只要承认父母有恩于子女，也就必然承认父母对子女享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支配权力，这就把权力关系引入了人的天然的血缘关系中，并且也就理所当然地引入社会关系中，即不但父亲对于子女具有不可置疑的绝对权力，丈夫对于妻子具有不可置疑的绝对权力，而且君对臣也具有不可置疑的绝对权力：所谓“三纲”之说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绝对权力关系上的。这正是鲁迅这些“五四”先驱者所要质疑的;鲁迅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的“生物学真理”，即是“不用‘恩’，却给与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鲁迅特意指出，“这离绝了jiāo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这确实是两种对立的伦理观：是建立在权力关系基础上的“父为子纲”，还是“离绝了jiāo换关系利害关系”与权力关系的，父母对子女义务的无私的“爱”?鲁迅之所以把后者称为“生物学真理”，是因为这种义务的爱，正是一切生命的本能;他指出：“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前途。”鲁迅进一步指出，这种“天性”的爱也同样存在于中国“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贱(即未受‘三纲”之说影响——引者注)的人”之中，“例如一个村妇哺rǔ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鲁迅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他及“五四”先驱者所要做的，不过是要破除传统的父子关系中的权力关系，恢复出于生命(人与自然)天性的血缘的“爱”，从而建立一种自然的健康的人伦关系。在这样的人伦关系中，父子之间是平等的，同时有一种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双向扶养义务;而且这样的义务是要代代传递的：每一代都要对自己的后代与前辈尽义务。鲁迅赋予这样的天性的血缘的爱以一种绝对性，即是在任何情况和条件下，都不能放弃的，是一条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对子女与父母的任何伤害，都会使人不成为人，甚至连禽shòu都不如了。
由这样的天性的爱的人伦观出发，鲁迅又引出了两个颇为重要的话题。
一是鲁迅对“五四”时期的“爱己”命题做了一个非常独到的阐释。他仍然着眼于生命的“保存”与“继续”。他以在“五四”很有影响的易卜生《群鬼》的描写为例，qiáng调“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由此得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单为子女说，便可以说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这就是说，“爱己”即注重个人的健全发展，正是为了“利他”，有利于下一代的健康发展。
其次，鲁迅又进一步指出，不能满足于生命的保存与继续，还要追求生命的“发展”。鲁迅说天性的爱还包括“愿意子孙更进一层”，“超越了自己”这样的要求;而“超越便须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样的传统的“孝道”其实是“退婴的病根”。
由是，鲁迅提出了“觉醒的人”的责任：这是本文讨论的落脚点。他发出这样的召唤——
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
并具体解释说，一要“理解”，既不要如昔日欧人将孩子看成“成人的准备”，也不要如中国人将孩子视为“缩小的成人”，而要承认“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8〕二要“指导”，也即“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三要“解放”，尽义务教育的目的是使其成为“非我”，成为“人类中的人”，“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这里所提出的每一个原则，在今天读起来，依然是这样地亲切、有力，而且切中时弊，这是不能不令人感慨的。
文章写到这里，有如勘探机一样，一步一步地层层深入地开掘，到了根底，本已十分透彻。——鲁迅后来对年轻的作者提出“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忠告，〔9〕他自己的文章即是一个典范。但鲁迅的目的，是要说服同辈的人，都来做这样的“牺牲者”。于是，又针对可能出现的疑虑，一再提出设问：“但有人会怕，仿佛父母从此以后，一无所有，无聊之极了”;“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间要疏离了”;“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长者要吃苦了”;“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鲁迅如此舌敝唇焦地劝说，其心可感;而他也借此将论题向横面展开，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如“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既不能“与社会隔离”，又不能“周旋”、“顺应社会”;要反对“提倡虚伪的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要警惕那些“自称‘革命’的勃溪子弟”，他们实际上是“纯属旧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决不解放”，等等。这样的纵横开掘，就使整篇文章具有汪洋恣肆的气势。
文章最后还是收结到“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这一主旨上来;并且重申前文已经提到的那自我的、也是“五四”新时代的“座右铭”——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年轻的一代——引者注)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作为后来者，面对这样的“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的前辈，你有什么感觉与感想?
三
最后，简要地谈谈《〈二十四孝图〉》。
此文收于《朝花夕拾》，是所谓“随笔”，与《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样的议论为主的杂文，在文体上是有所不同的。和《我之……》、《我们现在……》追求论述与驳难的透彻，具有思想与逻辑的震慑力不同，《〈二十四孝图〉》有更qiáng烈的感情色彩，并时有旁逸斜出，而显得更为自如。——尽管三文针对的是同一对象。